说到出土文献的价值，人们立即会想到王国维先生那句有名的话：“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他以“孔子壁中书”和“赵宋古器”为例，说明汉以来古文家之学和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的兴起。从实质上讲，历史材料的新发现无非就是史料的扩充，史料扩充当然意味着研究视野的扩大，意味着研究线索的增加，对于补史阙、正史误有直接意义。

这只是就一般的历史研究笼统而言，事实上，出土文献各种各样，丰富多彩，其价值也表现在许多方面。新出土思想文献更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方面，宋代特别是近代以来曾出现了波澜壮阔的“疑古思潮”，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很大，这使得中国文明需要重新认识，古代文明发展水平需要重新估价，而且，这一工作十分紧迫，十分重要。正像近代以来的“古史辨”最终落脚在了“古书辨”道理那样，古文献的认知是中国古代历史认识的基础。认真反思“疑古思潮”盛行时期的那些“辨伪成果”，甚至包括今天人们对于“疑古思潮”的理解和认识，实在不能不让人深刻反省。对历史研究来说，理论方法固然重要，但是，当材料有限或者认知古文献材料的能力有限时，古史研究的一些逻辑方法就很难得到及时的、应有的、必要的检验。

三十年前，李学勤先生提出“要正确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水平”，后来更明确提出“走出疑古时代”，这是立足学术前沿对中国古文明细致研究与深入思考的结果。历史发展是加速度的，最近这三十年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已经着实让人目不暇接，但中国古代文明的进路却是绵长久远的。我们认真读读胡厚宣先生的三集《甲骨学商史论丛》，就会得到许多与以往惯常不同的认识。他研究了殷商的许多制度，指出“殷代制度与周代基本相近，周代各种制度当滥觞于商代”。李学勤先生通过对商周之间一些文化要素之间联系的研究，认为“商周两代存在非常剧烈变革的见解和古人不能相合，如孔子论及商周礼制的因袭关系，以为其间不过是部分的损益”。当然，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学者还有不少许多学者也看到了商周文化前后相因，大同而小异。

商周之际的文化是“剧变”还是“损益”，这可不是一个小问题！我国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已经形成了水平足以令国人骄傲的文化，有丰富的文献记载，所以《尚书·皋陶谟》说：“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我们祖国很早就形成了“有典有则，贻厥子孙”的传统。孔子论《尚书》之《皋陶谟》，一曰可以观治，一曰可以观政。他还说：于《帝典》见“尧舜之圣焉”，于《皋陶谟》见“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勋焉”。这些说法都不会是空穴来风。

人们认为“殷周之际变动剧烈”，其实还是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水平认识不到位。当年鲁哀公向孔子问政，孔子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而“文武之政”一定有对历史的继承、提升与系统化。在《孔子家语》的《执辔》篇中，孔子谈到“古之御天下”的情形，我们发现他所论述的“以六官总治”，他所说的六官的管理，正与《周礼》六官系统完全一致。孔子没有明确提到《周礼》（或《周官》）的名字，但如果《孔子家语》所记述的材料没有问题，那么，它无疑可以说明《周礼》的成书远在孔子以前。更为重要的是，孔子言其“古”，则《周礼》的成书问题便令人惊醒了。学术界对《孔子家语》等许多传世典籍的重新认识，正借助了出土文献研究之力。

多年以来，丁原植教授奔走往来于海峡两岸，致力于出土思想文物与文献研究，辛勤耕耘，成果丰硕。他看到中国文化这一学术热点领域的价值与意义，遂主持集编《出土思想文物與文獻研究叢書》，选取前沿学者的前沿成果，集中展现了近二三十年来最重要的出土思想文物与文献及相关研究，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研究的正本清源必将大有裨益！

                                                                         2014年6月14日于曲阜寓所

      （台湾书坊出版“出土文物与文献丛书”数十种，今将丛书整编出版不同版本，更利广布。蒙台湾书坊 和丁原植教授信任，撰文置于书端，以为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