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孔子基金会成立三十年的时候，回看当年人们对孔子儒学的认识和态度，才会更清楚看到当初中国孔子基金会成立的价值与意义，孔子思想精华重新被世人认知，完全可以告慰孔子基金会创始的先知们。想想自己也在孔子儒学与传统文化的探索研究之路上蹒跚学步三十多年，不禁生发出许多感慨！几十年来个人在孔子故里从事孔子研究，我也十分感谢中国孔子基金会，因为自己这几十年的探索与成长也与中国孔子基金会有密切联系。

（一）

        能够在读大学期间就能接触到孔子儒家文化，除了因为自己有幸考入了孔子故乡的大学，便是在大学时期遇到了“中国孔子基金会”的成立。

       几年前台湾辅仁大学的丁原植教授来曲阜进行交流，他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研究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作为老家在山东的学者，他对故乡、对传统文化有深的情感。他在学术演讲时对大家说：“你们在曲阜真令人羡慕，距离孔子这么近，有烦恼的时候就可以找孔子说说。”他的话虽然是半开玩笑，但事实也真是如此，我们生活、学习、工作在孔子故里，涵泳于孔子文化的氛围中，条件得天独厚。

       1984年，在新中国的“孔子文化史”上是一个值得特别纪念的年份。这一年的孔子诞辰纪念期间，曲阜举办了“首届孔子诞辰故里游”活动。9月21日至26日，中国教育学会、山东省教育学会和曲阜师范学院孔子研究所联合发起召开了“孔子教育思想学术讨论会”，会议在曲阜师范学院举行。来自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10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重点讨论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孔子基金会得以酝酿协商成立，公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担任名誉会长，南京大学名誉校长、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匡亚明为会长。

       就是在此次会议期间，当时曲阜师范学院领导抓住机遇，利用在学校举行大会的机会，敦聘几位德望很高的学者担任曲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作为本科学生的我竟然也得以参加了聘任仪式，感受到一种清新的气息。“中国孔子基金会”刚刚成立，我们便首先受益！

       学校聘任了三位先生，分别是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匡亚明先生，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教育学研究会会长张健教授,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研究》主编、《孔子研究》主编、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主任辛冠洁研究员。我记忆特别深刻的，一是当时程汉邦校长介绍三位先生时的称呼分别是“匡老”、“辛公”、“张健同志”；二是匡老当时讲话论述孔子思想的价值，匡老讲：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就很有道理，难道还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哭乎”？

       想到当初对孔子的了解，说起来自己都觉得可笑。我1981年考入曲阜师范大学时，我甚至没有把“曲阜”与“孔子”联系起来。事实上，中小学时期常常听到的“批林批孔”，自己根本不明白什么意思。也许是自己原来学习理科的原因，当1980年10月份转入文科，次年竟接到能够进入曲阜师大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时，依然缺乏最起码的“历史感”。不过自己清晰地记得，当时家族里的一位大哥对我说了一句话：“曲阜可是孔圣人的老家。”虽然他说得十分认真，可我依然没有感觉到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进入大学，立即就有了一种不一样的感受。系主任王阁森老师“迎新欢迎会”上讲话时第一句就引用了孔子语录：“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开学不久，郭克煜老师带我们全体同学参观“三孔”，上“中国历史文选课”时又将古代典籍句子信口拈来；李启谦老师“先秦史”课上对孔子及其时代细腻讲述……，所有这些，无一不深深地感动和感召我们。我意识到，我们学校太特殊了，他虽然是“全国唯一设在农村的大学”，却也是深深扎根在孔子文化土壤中的大学。

       也正是因为曲阜特殊的地理位置，还是学生的我们便得以感知到孔子儒学在中国命运的转变。从老师们那里我们知道，曲阜师范大学的前身曲阜师范学院在1956年就成立了“孔子研究会”，设有“孔子教育思想”、“论语研究”和“曲阜文物古迹”三个小组。1979年1月，曲阜师院成立孔子研究室，1983年2月，曲阜师院又设立了国内唯一的研究孔子的专门机构——孔子研究所，学校的许多师辈都参与了相关的研究工作。

       中国孔子基金会成立后，许多的学术活动在这里举行。这对于我们学校、对学校的学术研究，尤其对我等年轻人接触学习孔子儒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记得大学没有毕业，我们就跟随骆承烈老师研究考察曲阜文物古迹，抄录碑文。我大学毕业时写出的《鲁灵光殿遗址考》以及对孔子父母合葬地“梁公林”文物古迹的研究文章，就被“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故里文物研究会”编辑的《孔子故里史迹考略》收录，前者作为《考证文选》还被全文收录到了后来齐鲁书社出版的《曲阜市志》之中。

（二）

       在中国孔子基金会举行的众多学术活动中，我记忆最深、对我影响最大的，当属1987年中国孔子基金会和新加波东亚哲学研究所联合在曲阜主办的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也是我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加的最大规模的学术活动。

       此次会议的主题为“儒学及其演变和影响”。当时，我还是在读的硕士研究生，我与我的几位师兄弟作为会议的“秘书”参加了大会。此次会议，名家硕学云集孔子故里曲阜。除了谷牧、周谷城、匡亚明以及来自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的吴庆瑞、王鼎昌、吴德耀诸位先生，还有来自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12个国家和地区的120余位著名专家、学者和来宾出席了这次会议。在我心目中，中国孔子、儒学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可以说几乎悉数到场，一些平时十分仰慕却只能在书刊中见到大名的学者，一个个生动地、笑逐颜开地就站在面前，怎能不令我感到格外兴奋！？

       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为期五天。记得会议的讨论十分热烈，在此次会议上，大家围绕儒家思想的演变及其影响这个主题进行了认真深入讨论。有学者说到，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文化思想的发展也有广泛的影响。立足于现代社会，重新评价儒家学说，摒弃其因循保守的方面，吸收其中的精华，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东方工业国确立其文化思想的模式和西方发达国家反省其文化价值，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些话，现在听起来会觉得很基本，很基础，可在那时，已经是一种很重要的学术共识了。与会期间，我们听匡亚明先生、金景芳先生、杜维明先生、蔡尚思先生、成中英先生、孔繁先生、周继旨先生、赵俪生先生、张立文先生的演讲，向他们请教问题，就像昨天一样真切。

       作为会议服务人员，可我们仍是在读研究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场面”。如此重要的国际儒学学术大会，自然会得到各个方面的叮嘱和教诲。当时，作为会议会场的曲阜阙里宾舍启用不久，宾馆里面的走廊转弯多为直角，会务管理者对我们不放心，唯恐我们走路不注意，说“这里面的走道都是180度拐弯，大家走路要当心，以免与他人相撞”，我还煞有介事地请教“180度的弯怎么拐”；因为我们几位研究生为会议服务，承办者在向大会汇报筹备情况时，特意“感谢曲阜师范大学对会议的支持和帮助，专门派来几位研究员为大会做秘书”。为此，李泽厚先生还开玩笑说“咱们职称一样了”……。那些天，虽然不停地奔忙，却十分开心。这些点点滴滴，都给我们留下了快乐的记忆！

       那时，许多在校大学生和年轻人都十分崇拜李泽厚先生，李先生的不少著作大家都争相购买、阅读。我与许多周围的人一样，也读过李先生的有关著作。会议期间，就有一位广播电台的女播音员拿着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想方设法请李先生为他签名。那人的执着，也使我第一次直观地理解了“追星”的含义。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几位师兄弟“追”的“大明星”是我们的师祖杨向奎先生。我们的硕士导师郭克煜老师带领我们在阙里宾舍拜见前来参会的杨向奎先生。杨先生是郭老师在山东大学读书时期的老师，也是郭老师十分敬重的恩师。见到杨先生，郭老师用他那惯常的山东乡音，自然、亲切地称呼杨先生为“老师”。我们甚至感到意外，师妹修建军开始还掩口而笑，因为郭老师称呼“老师”就像年轻学生称呼自己的老师。郭老师已经是年长的前辈师长，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他老人家这般礼敬自己的老师。

       郭老师请杨向奎先生给我们指导治学之路。杨先生认为，治学哪里有什么捷径，唯有勤奋才是可行的路子。他老人家甚至具体地说每天要五、六点多就起床，晚上十二点前睡觉，除了吃饭和短暂休息，其余时间都应用在学习研究上。杨先生说了很多，大意是必须勤奋，每天要坚持十三、四个小时。想想当时我们自己的情况，大师兄梁方健脱口而出，说“我们一周差不多”。想想杨先生本人，他老人家著述宏富，尤其是在晚年写作《清儒学案新编》，如果没有超常的勤奋，怎么会有那样的成就。

       我们后来常常说起杨先生的教诲，老人家的话也一直激励、鼓舞着我。记得曾经与友人说起作为中国近代清史学科杰出奠基人的孟森先生，据说他就要求弟子很严格，他的学生商鸿奎入门时，孟森先生去他的宿舍。孟先生环顾四周，说以后就在这屋里学习就行了，“至于上厕所吗”，他指着门后的痰盂说，“在这里就可以了”。不论传说是否属实，但作为学界佳话，至少它可以引发学人思考，启迪学者不畏勤苦。不是吗？任何一位成功者都是“择善固执”的人，都是“至诚”的人。唯有“至诚”才是真正的“高明”。

（三）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在曲阜规范大学齐鲁学刊编辑部工作。开始时，我做历史学栏目的编辑，后来又负责编辑“孔子、儒学与齐鲁文化研究专栏”，逐渐地，我慢慢开始了个人对孔子、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齐鲁文化、鲁国文化是孔子思想学说的母体，我研究孔子儒学就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在郭老师的引导下，我曾经为历史系本科生讲授“中国历史文选”课程，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备课时背诵的相关篇章现在依然可以朗朗上口。工作刚开始，就在郭克煜老师和师兄梁方健、陈东的带领下开始进行《鲁国史》的研究与写作，后来，又跟从李启谦老师和王钧林老师从事《山东通史》（先秦卷）的撰写。这样，我跟老师、师兄开拓了思路，学到了方法。再后来，自己作了老师，常常告诉我的学生，要求他们一定带着问题读书、研究，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的启迪。

       我对鲁国历史文化、对齐鲁历史文化的研究心得，有好几篇文章发表在中国孔子基金会主办的《孔子研究》上。例如，1989年第4期的《鲁国的经济特点与儒家的重农思想》；1993年第1期的《论臧文仲》；1994年第2期的《柳下惠道德思想考论》。这些对鲁国历史文化的一些看法，与孔子研究直接相关。例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数称臧文仲、柳下惠”，从对臧文仲、柳下惠的研究，可以反过来观照孔子思想学说。谈到这些文章的发表，我十分感谢当时的《孔子研究》主编马振铎先生，他的认可和鼓励使我更加坚定了信心，使我对“孔子思想母体”的研究更加用心。

       经过几年的学习探索，我写出了《鲁文化史》一书。该书的出版还要感谢中国孔子基金会，1996年，中国孔子基金会由北京迁到济南办公，并推出“中国孔子基金会文库”，支持孔子儒学研究的专业学术著作出版，因此，包括我的《鲁文化史》在内的许多著作得以支助出版。说到这里，我忍不住想到敬爱的丁冠之先生。那时，丁老师是孔子基金会的学术委员，1996年初，我曾把自己校补的《九家旧晋书輯本》和参撰的《鲁国史》呈丁老师指教，不久便收到老师的来信。丁老师充分肯定并鼓励细心校补古籍的工作，在来信中，丁老师还特意提示我继续深化鲁国文化研究，希望“在《鲁国史》的基础上写一部《鲁国文化史》”。丁老师还叮嘱说，写作时要“视野宽一些，不限于儒家，亦不仅限于思想文化，成姐妹著作，将大有功于齐鲁文化的研究”。几年后，我的《鲁文化史》完成，同样又是在丁老师等先生的关怀下，该书被列入“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文库”，后来还荣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除了研究“作为孔子文化母体的齐鲁文化、鲁文化”，我的另外两个领域便是“作为孔子儒家思想载体早期典籍文献”和“作为孔子儒家思想来源的三代历史文化（尤其是周文化）”，我想，这样对早期儒学的研究才会更加具有立体感，认识才会更加客观。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发表文章的重要阵地自然也包括《孔子研究》，因此，1998年第2期发表了《<周诰>诸篇次序考订》；2001年第2期发表了《上海博物馆竹书〈诗论〉与孔子删诗问题》；2002年第5期发表了《子夏传经之学考论》；2005年第2期发表了《上博竹书〈从政〉篇与〈子思子〉》等。除了这些，后来还发表过不少的文章。

        多年来，我还参加过中国孔子基金会举办的许多学术活动，孔子基金会和《孔子研究》给我的学术进步提供了极大助力，作为一位孔子儒学研究者，心里充满了感激与感动！

（四）

         2000年，我在曲阜师范大学的工作发生了变动，结束了长达十二年的学刊编辑工作，调入孔子文化学院专门从事孔子儒学研究。工作的变化，使我与中国孔子基金会的联系更密切了。

       也就是在2000年，曲阜师范大学有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这便是“孔子文化大学”的挂牌成立。5月16日，挂牌仪式在曲阜师大正式举行，具体地点就在孔子文化学院学术报告厅。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由中国孔子基金会、曲阜师范大学联合海内外热心中国传统文化的捐资者，共同创办“孔子文化大学”，由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韩喜凯担任名誉校长。按照规划，孔子文化大学依托曲阜师大，立足于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人才培养，以传统文化为纽带，加强海内外的教育合作，积极探索新的办学机制和办学模式，实现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多年来，作为孔子故里的高等院校，曲阜师范大学的许多师生都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学校能够更名为“孔子大学”，以更好地集聚力量，突出特色，发挥优势，办好孔子故里、儒学故乡的高等教育事业。因此，“孔子文化大学”的挂牌成立，受到曲阜师范大学师生的热烈欢迎。

       与“孔子文化大学“挂牌成立的同时，还举行了“山东儒学研究基地”的揭牌成立仪式。如果说孔子文化大学重点在于凸显学校研究与人才培养方面的传统文化特色，那么山东儒学研究基地的成立，其重点就是要进一步加强曲阜师范大学的孔子、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发挥在孔子故里办学的突出优势，使学科建设更快更好。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举措。以后的十几年中，曲阜师范大学的孔子儒学研究具有鲜明特色和突出优势，所依托的“专门史学科”一直是山东省学科建设的重点学科，“十五”期间被确定为山东省强化建设的重点学科；“十一五”期间除了被评为省级重点学科，儒学研究基地也同时成为山东省强化建设的研究基地。2006年还获得“专门史”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记得有一年的山东省社科研究基地检查，我们的“山东省儒学研究基地”评估成绩高居榜首，学科全体同仁都十分欣慰和自豪。

       “孔子文化大学”与“山东省儒学研究基地”同时揭牌成立，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无论是学术研究、学术交流还是人才培养，都得到了很大的推动。曲阜师范大学与中国孔子基金会的合作也更加密切，例如，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积极参加了中国孔子基金会所编辑的《中国儒学年鉴》，承担了大量的稿件撰写任务。中国孔子基金会的邀请学者来曲阜，也常常到访曲阜师大，孔子文化学院常有双方共同的客人进行学术交流。双方还联合举办大型学术活动，以共同推动孔子儒学的研究。例如，2006年8月10日至13日,中国孔子基金会和曲阜师范大学会同中国实学研究会、山东孔子学会等单位共同在曲阜师范大学日照校区举办“儒学与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大陆的80多名学者就儒学的当代价值及其与实学的关系等主题展开热烈讨论。

       孔子文化大学成立后，还依托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进行了不少相关的活动，如举办“孔子文化月”活动，举行经典研读班，组织系列学术演讲，创立大型“中华孔子”网站、创刊《孔子文化》刊物等。值得一提的是，孔子文化大学还接受世界艺术文化振兴协会的支持，独立设立了非营利性学术研究专项基金“深见东州儒学研究基金”，支持以孔子文化大学为中心的儒学研究。为保证基金的科学、有效和公正利用，专门成立了“管理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还面向全国公开征集有关孔子、儒学与传统文化问题的研究项目或成果，支持、支助了50多项课题研究与成果出版。

       我参加孔子基金会的重要活动，自己记忆较深的是2001年赴台湾访问。那是我第一次赴台湾，在孔子基金会副秘书长胡昭穆先生率领下，参访了台湾的相关学术机构和团体如孔孟学会等，收获颇丰。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在台北孔庙拜访了孔德成先生，与孔先生进行叙谈、合影。后来，我多次去台湾参加学术活动，其中也有中国孔子基金会组织的活动。

（五）

      2010年年初，我离开曲阜师大，奉调到孔子研究院工作。作为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孔子、儒学与传统文化专门学术机构，孔子研究院具有学术研究与交流、博物展览、文献收藏、孔子及儒学研究信息交流及人才培训等五大功能。曲阜师范大学与孔子研究院同在曲阜这样一个小城，虽然自己对孔子研究院并不陌生，但对于这样一个设立在孔子故里、设立在孔子故宅前面的国内唯一一个独立的儒学研究院，来到新的单位，总有一种沉甸甸的使命感觉。

       不久，我与同事专程赴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拜访，希望在学术研究与交流的各项工作中大力协作。承蒙秘书长梁国典先生等大力支持，我们达成的第一项合作便是共同创办《孔子学刊》，作为孔子研究院与中国孔子基金会联合主办的连续性出版物。该刊于2010年创刊，采用以书代刊形式，面向海内外公开发行。该刊聘请德高望重之海内外鸿儒耆宿担任顾问，并敦聘诸多时贤俊彦著名学者组成编委会。刊物常设的栏目有孔学探原、儒经诠解、简帛考释、学术史谭、儒学与现代、东西方文明比较等等，用稿秉承学术至上原则，不论资历，职称，惟学术水平是求。文章选题都与孔子、儒学相关联，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该刊每年出版一辑，而今已成功出版五辑，成为孔子、儒学与传统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平台。

在以后的几年中，孔子研究院与中国孔子基金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合作。我作为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孔子研究》编委，一直担任《孔子研究》相关稿件的审读。孔子基金会举办相关活动，孔子研究院都是积极的参加者。

       不过，也有令人遗憾或者我个人抱歉之处。2011年5月，中国孔子基金会策划并组织编写的《儒家文化大众读本》丛书,由山东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该套丛书是国内第一套系统阐述儒家文化的普及性读本,旨在向大众普及儒家文化的基本知识,弘扬优秀传统,发掘固有资源,建设当代先进文化。该套丛书共计九本,包括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教育、儒家法文化、儒家生态文化、儒家伦理文化、儒家政治文化、儒商文化、儒家文化与世界、儒家孝悌文化、儒家礼乐文化等。其实里面原来还有一本“儒家的教化文化”，本来由我承担，我也已经写出了多数草稿，而且与全套书相互协调，拟定的书名是《儒家教化文化：有耻且格》。可是，由于我对写出的书稿不满意，再加上时间的原因，最终没能够按时交稿。儒家以儒学教化社会人心，内涵丰富，对儒家教化文化的研究很有意义。可由于我的原因使“丛书”缺少了本该有的一部，十分羞愧。

      我个人学术研究留下了缺憾，但与中国孔子基金会的合作交流却进入新的时期。例如，自2007年以来，连续六七年，孔子研究院与中国孔子基金会等单位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成功举办了六届共七次世界儒学大会。作为世界儒学大会秘书处，孔子研究院是大会会务的具体执行单位，但许多重大事情都与包括中国孔子基金会在内的其他承办单位密切沟通。会议的成功举办，我们深深认识到，只有与大家一起共同努力，世界儒学大会以及大会期间进行的孔子文化奖的评颁奖等工作，才会进行得扎扎实实，有声有色。

       经过沟通交流，双方决定进行全方位的战略合作。2013年4月19日，战略合作协议书签字仪式暨“中国孔子基金会曲阜办事处”挂牌仪式在孔子研究院举行，标志着“两个以‘孔子’打头的研究孔子思想文化学术对外开展文化交流的知名机构”正式实现了战略合作。双方约定，为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更好地推动孔子文化研究、普及推广和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将在学术研究、文化交流与传播、文化产业、国学推广与人员培训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合作。我们相信，双方这样的有效合作，必将有利于双方实现文化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推动孔子儒家文化的研究与传播，将孔子思想发扬光大。

（六）

       三十年来，孔子、儒学研究与普及可谓成绩斐然，社会上对孔子儒学的理解和认识有了很大进步。而在当初，人们还没有走出“文革”时期的思维，“左”的思想影响还很大。即使所进行的一些学术层面的讨论，今天看来许多也还是基本的、初步的问题。中国孔子基金会搭建了一个很好地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平等交流，自由讨论，在交流与讨论中，许多问题形成了共识。

     孔子基金会联络与团结国内、国际众多学人与团体，组织各种活动，搞研究、搞普及、办会议、办刊物，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在曲阜学习、工作和研究，与中国孔子基金会有天然的联系，资讯便捷，交流通畅，我们都能看到，中国孔子基金会与祖国的传统文化事业在一起发展进步，它带动了全国，更带动了山东，孔子故乡的许多学人自然受益良多。

     如果将孔子基金会的学术讨论成果汇聚到一起，就可以看到中国儒学三十年来的逐步深入的轨迹。记得当年的一些学术会议上，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所所长李启谦先生常提交“近年来孔子研究的进展”之类的文章，可见那时孔子儒学研究进展的迅速。1989年，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徐志祥老师还主持出版了《孔子研究四十年》一书，几年前我们跟随庞朴先生编写《二十世纪儒学纪年》，还又一次认真翻看此书。孔子儒学研究在不断进步，孔子儒学研究机构不断涌现，孔子儒学研究的队伍也不断壮大。我本人也从一个对孔子儒学一无所知的学生，成为一位专门的研究者，可以说自己一直与中国孔子基金会同行。回想这些，怎么会不感慨系之！

     三十年来，中国孔子基金会的成就就像出版了近150期的《孔子研究》那样越来越厚重，越来越有分量！在传统文化研究领域，许多人的名字与孔子基金会的学术活动联系在一起。就像现在还辛勤工作在第一线的不少“为孔子打工者”，他们富有情怀，敢于担当，机敏睿智，不辱使命，中国孔子基金会三十年的事业发展，与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分不开。回忆自己与中国孔子基金会的片断，回忆那些为孔子基金会、为孔子儒学研究登高望远、尽心竭力的前辈，总让人能感到一种精神，感到一种力量。像我常请教的刘蔚华、刘示范、丁冠之等先生，想起他们就觉得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