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间，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怀疑和批判曾经成为学界的思潮，有学者甚至将中国正史说成“不过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也”，[1]史家治史被说成专为君权专制服务的工具。上世纪80年代曾有“历史危机”论，人们追问“研究历史有什么用”。显然，所谓“用”，“不能变为功利主义的用”，[2]功利化了的“用”是被降低了标准的“用”。中国传统史学最根本的作用在于惩劝政治，这便是通常所谓“史载笔，士载言”。[3]中国史事“史不绝书”，[4]早已形成了“君举必书”、[5]“书法不隐”、[6]“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7]“烈士殉名，壮夫重气”[8]等富有礼学精神的史学传统。本文试图申说的是，这种史家治史不局限于记事，而且通过褒扬和贬抑等书法对其进行评判，功过必书于史册，务求使“元凶巨慝有所畏，正人君子有所宗”，[9]深深体现了中国上古的“中道”观念。

一、史官制度与上古政治文化

         世传创造文字的仓颉和沮诵是中国最早的史官[10]，但不论如何，中国的史官出现很早，最迟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了史官制度。[11]史官的职责主要是记事，其后再根据所记，整理为史籍。近人指出：“史之初义为史官而非史书……在中国，史书是后起之义，由史官而引申成史官所写之史书”。[12]史书出自史官记事，蕴含了史官的治世理念或政治思想。

不难理解，史官与史官制度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历史意识的高度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发展理路有了很高水平的认知。正如柳诒徵先生所认为的那样，研究中国历史和史学之起源，有益于深入认识中华民族富于政治性色彩的内在原因。我们观察史官制度与上古政治文化的关系问题甚为重要。[13]

（一）史：以手持“中”

中国汉字具有表义功能。“历史”的“史”，其文字构型本身十分明确地表达了中国早期“史”与“中”的关系。

史学研究源自史籍，史籍撰自史家，中国最早的史家出自史官。从“史”字本义看，《说文》记载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江永释其义为：“凡官署薄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讼狱治中，皆谓薄书，犹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义，故张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手持薄书也。”[14]对于这里“中”字之义，目前学界存有多种注释。我们以为可以理解为“中道”是最为恰当的。孔子说：“政者，正也。”[15]政治之根本就是“正”，所谓“正”，就是符合“礼”。孔子说：“礼也者，理也”，[16]“合理”的才是“合礼”的。这便是《孔子家语·论礼》中记载的孔子之言：“夫礼，所以制中也。”[17]

史官治史关键是“持中”，就是说，史官记事同时肩负着评判其事是否符合礼的职责。《周礼·地官司徒》说：师氏“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子弟学焉”。郑玄注：“教之者，使识旧事也。中，中礼也；失，失礼者也。”[18]《逸周书·武顺解》说：“人道尚中，耳目役心”，又说：“人道曰礼”。[19]“尚中”与崇礼的观念是一致的。这样看来，在中国早期政治理念中，“礼”和“中”关联非常密切，甚至可以说衡量“中道”的标准就是“礼”，或可说“礼”是为政理民的范式准则，而“中道”则是实现、保持“礼”的理念和方法。

近代曾有学者考《周官》五史之职掌，认为“归纳于一则曰礼”，又说：“礼者，吾国数千年全史之核心也。”[20]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史官治史要把持“中道”，其实就是要遵循天道，合乎情理，顺应人心。

（二）“史”的职责在“赞治”

商周时期是史官出现的早期，史官把握“中道”及其与“礼”的关系，或者那个历史时期史官的职能，使之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周礼》释“史”说：“史，掌官书以赞治。”郑玄注：“赞治，若今起文书草文书也。”[21]赞治，就是“佐治”，即帮助国家治理，不会仅仅像今日之“文书”而已。郑玄所说恐怕有简单化的嫌疑。《大戴礼记》载：“天子御者，内史、太史，左右手也。”[22]中国自上古时期，天子与诸侯行事，就设立史官在侧随时记录，“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23]天子视内史、太史为执政的“左右手”，如此看重史官，绝不仅限于他们的记事备忘，更重要的是依靠他们的监督、指正效用。

“清华简”《保训》篇的问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启示。《保训》篇记载周文王对太子发讲了两件上古的史事传说,用这两件史事，说明他要求太子遵行的一个思想观念即“中”,也就是后来说的中道。“中”的观念是《保训》全篇的中心。前者是关于舜的,文王说:“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24]强调舜出身民间,能够自我省察,不违反百姓的种种愿求。他在朝廷内外施政,总是设身处地,从正反两面考虑,将事情做好,从而达到中正之道。第二件是关于微的。微就是上甲,是商汤的六世祖。文王说:“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乃归中于河。”[25]这里讲的是微为其父王亥复仇的故事。周文王说微“假中于河”,即凭靠河伯能秉持中道,公正行事,最终使有易服罪。按照《保训》记载,微由此把“中”传贻子孙,至于成汤,于是汤得天下。和上面讲的舜一样,“中”的观念起了重要作用。

由《保训》的启发，我们又想到《逸周书》。《逸周书·五权解》记载，武王临终时，同样希望儿子尽力做到“中”。于是，他对辅佐成王的周公说:“先后小子，勤在维政之失。”要他勤勤恳恳，力求避免政治上出现偏失。武王还强调，希望儿子“克中无苗”。“苗”通“谬”，即谬误、偏失。意思是尽力做到适中无邪，以“保”成王在位。武王接着说:“维中是以，以长小子于位，实维永宁。”[26]既要“保”其在位，又要“长”其于位，使他在王位上尽快成长起来。那么，怎么成长？就是要“维中是以”，“以”的意思是“用”，即维中是用。

无论周文王还是周武王，他们临终前训诫太子的嘱托中，所强调的竟然都是一个“中”字。文王、武王以后，周人认真遵行了“中”的思想。西周时期，“中道”思想很受重视。西周职官中有“师氏”，具体职掌邦国事情是否合乎法度或礼制，以之教育后代。原来，西周时期是以“中”来教育国中子弟。

这样看来，“中道”观念在西周时期就已经被周天子视为治世之圭臬。史官担负着“左右手”的重任，天子、诸侯必定选择深谙礼法，善于掌握“中道”的德才兼优之人担任应该是合乎情理的。

上古时期，史官的职权范围很广，他们所职掌的史书，也是广义的，包括一切典章制度。史官职掌全国乃至累世相传的史书，所治史书又不是泛泛的记事，而是评判政治得失的政典。中国上古时期就具有 “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27]的传统，历代“圣王”从民俗而知天命，原天理而制定礼仪，后世儒家推尚的“王道政治”，绝非一王一圣所能创垂，而是听取总结民意，长期累积经验凝集沉淀而成。班彪称：“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28]上古十分重视以史劝诫政治，形成了“未尝离事而言理”[29]的传统，推助着“王道”政治文化的塑成和传承。

二、史官谏王之制与“中道”

         商周时期的史官“赞治”，是通过上古的政治制度实现的。中国史官一贯就有秉笔直书之传统，治史“不虚美、不隐恶”，[30]有时，为坚守“中道”，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彰显出史家的高贵气节。但这不是仅仅出于史官的“史德”，而是有辅政谏王制度的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史官记事便有了共同必守之法，也就是说，这是由他们的权力与职责所决定的。

（一）史官辅政谏王之制

早在三代时期，中国就形成了史官据法典谏王的制度。《大戴礼记·保傅篇》称：“三代之礼，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食以礼，彻以乐，失度则史书之，工诵之，三公进而读之，宰夫减其膳。”[31]又，《国语·周语》记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典，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32]《礼记·王制》篇也记载着天子受谏、百官受质之文，都是由太史典礼执简以记录的文辞。

在那时，史官有其为官之“义”。典籍记载说：“史之义不得不书过，不书过则死”；[33]“史不记过，其罪杀之”[34]；以及“君举必书”。[35]在那个时期，共同的史官纪事原则，是“德刑礼义，无国不记”，[36]乃至以典礼史书限制君权，监督“天子不得为非”。[37]这是史官的天职，甚至有“一日失职，则死及之”[38]的说法。君待史官如师友，尊为“社稷之臣”，[39]依靠他们辅助执政而补阙拾遗于左右。

天子一人尊于万民之上，如果像《左传》襄公十四年所引《夏书》所说的那样“以从其淫”，必定为祸至烈。因此，古代圣哲深虑预防之策略，乃以典礼史书加以节制，“勿使过度”。[40]因此，“古之先王，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41]即使贵为天子，如果处事失度，史官必定会据法给予惩劝。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史权之高于一切”[42]绝不是一句虚言。历史证明，除去桀、纣、幽、厉等昏主之外，但凡中材之主都能尊奉史权之约束。

上古时期，史官与天子实为亦师亦友之关系，“尚德而互助”，[43]天子任用史官记事，一方面以备遗忘，一方面考证得失，相勉于善，补阙拾遗。《尚书·皋陶谟》称：“臣哉邻哉！臣哉邻哉！”又称：“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后言，钦四邻。”[44]古之圣王为政，上畏天命，下順民心，唯恐失政害民，所以设立史官匡弼箴规，视之如“四邻”，或为师友。

周成王时，史佚与周公、召公、太公并为四圣，“乱为四辅”，其主要职责是“博闻强记，接给而善对”，周成王为政“虑无失计，而举无过事”，[45]四圣辅翼之功至为关键。史佚位居其一，史官辅政之重要性可见一斑。

（二）史官之气节与政治秩序

史官辅政不仅监督君权，对于谋篡叛逆，不合法度的权势人物，一样坚守史德，“书法不隐”，[46]每冒生命危险。上古史家，艳称南、董。《左传》宣公二年载：“晋灵公不君……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赵盾）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乎！诗曰：‘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 [47]文中所言的太史就是董狐，孔子称誉他为“古之良史”，直书赵宣子的过失，使其背上弑君的罪名。

又，《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48]上古史官书事，公开不惧强权，后世史家赞曰：“盖烈士殉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49]“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50]这种评价并不为过，上古史官“位尊地要”，[51]天子必须择取气节高尚兼博学多识的人士担任，并实行世袭的制度，在家学渊源和一脉相承的传统中，养成刚正不阿的品格是合乎情理的。

三、孔子“中道”与传统史学

        在古代史书中，孔子“作”《春秋》，最明显地体现了上古时期的“中道”观念。据《论语·八佾》，孔子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52]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53]将自尧、舜至文、武、周公以来的“中道”思想给以系统提升，形成了他的“中庸”思想。就像《孟子》所记述的，孔子不欲将自己的思想学说“载之空言”，于是整理鲁国历史，“作《春秋》”，寄寓自己的微言大义，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从而“寓褒贬，别善恶”，将他的“中道”思想观念体现在他的政治著作之中。

孔子的“《春秋》笔法”乃是继承了商周以来的传统，因为如《国语·鲁语上》所说的“书而不法，后嗣何观”。[54]孔子以前历史记载众多，这正如《墨子》中说到的“百国春秋”，这些历史记载自己都有自己的“书法义例”。不仅如此，在前人的基础上，孔子又有自己对于社会与人生的看法或者独特认识，有自己对于当时的历史与政治的独到理解，因此他的“《春秋》笔法”，他在“作《春秋》”时所表现出来的“义例”，便体现了他的“中道”理解，这就是他“礼”的政治思想学说，就是他心目中的社会人生之“理”。

（一）孔子与“中道”

如上所说，孔子的中庸思想渊源有自。《尚书·虞书·大禹谟》有所谓“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55]孔子儒家的“中庸”思想就来源于此。孔子及其以后的儒家谈论“人情”与“人义”、“天理”与“人欲”，无非是讲求人的社会性与自然性的最佳结合点，这个点其实就是“中”，就是“礼”，就是“理”。《礼记·仲尼燕居 》记载孔子说：“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56]《礼记·礼器》说：“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57]说的都是这个道理。

孔子称“中庸”为“至德”，是人生的最高境界。《礼记·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58]“天地位”就是和谐，“万物育”就是发展。《中庸》又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59]从根本上说，孔子所说的“中道”既是社会稳定之道，又是社会发展之道。

在孔子看来，治理天下的“达道”就是“中庸”。不难理解，孔子作《春秋》乃具有用历史来维持人类文明的深义。从孔子的“《春秋》大义”来看，他继承了上古史学“持中”的传统，并扩充、发展了“中庸之道”。在周代，自君师以至国子乡民，都崇尚“中和”。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并以“文武之政，布在方策”[60]来回应“哀公问政”，欣羡“郁郁乎文哉”[61]的周政，表示“从周”，孔子显然受周代“中道”观念影响很深。这一点，从他对“中庸”的推崇程度亦为明证。他极力推崇“中庸”，要求人们“依乎中庸”，“遵道而行”，为政治国要“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62]

关于“中庸”的解释很多，有的不免玄妙或庸俗化。其实，简言之，“中庸”就是“使用中道”。古时“庸”与“用”相通，这一点，从《易经》和不久前问世的地下文献（如郭店楚简《五行》篇）中都已经得到证明。郑玄注《中庸》说到：“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63]又，庄子《齐物论》称：“庸也者，用也；”所谓“中庸”即是“用中”，就是在实际中使用“中道”，凡事要求合乎情理、恰到好处。有学者认为“中庸”是儒家在修身养性、齐家治国方面最核心的原则”[64]，极是！《礼记·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65]所谓“中”，也是人正常的情绪与心境，它的正常、适度、有节的表达，才会达到“和”。

“中庸”是一种境界，要长期做到“中”并不容易，所以孔子强调：“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66]《中庸》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又说：“诚则明矣，明则诚矣。”[67]认为要做到“中庸”贵在心“诚”，“故至诚如神”。在这里，“中庸”之道强调的是修身，孔子儒家一贯主张“修己以安人”，[68]通过“修己”，人有了个体素养的提升，有了对社会人生的深刻体认，才有可能理解“中道”。从实质上讲，孔子儒家的“中庸之道”是修身之道，是君子之道，更是为政之达道。在孔子看来，“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69]是为政治民的最佳途径，如前所说，“中”来自礼，“以礼制中”，“中道”观念建立在“礼”的牢固基础上，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儒家主张“以和为贵”，同时强调“以礼节和”，认为不可在追求和谐的同时，必须用礼加以节制。礼贵得“中”，知有所“节”则知所“中”。其次是以政治引导人民，但是政教并不意味着排斥刑罚。对于“伤义败俗”而又屡教不改的人，就要使用刑罚，即“以刑教中”。就是从“刑”即型塑的特殊角度，告诉人们什么是“中”，什么样的行为违背了社会规范。所以，孔子的“中道”思想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同时又合乎社会伦常的完整的社会管理之道。

《中庸》说：“君子而时中。”[70]“中”有时也是“变”，因时而权变，与时俱进。“中”是动态的，不是固定不变的。无论“以  礼制中”还是“以刑较中”都着眼于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使其和谐有序。在孔子看来，社会和谐发展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这个规则就是“中道”。这样看来，在孔子生活的时代背景下，他作《春秋》，就是要用史学的方式来诠释什么是“中道”，《公羊传》说：“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71]极是。孔子之《春秋》为中国史学树立了正气，影响了此后两千多年的传统文明的价值取向。

 （二）“中道”与传统史学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有确切记载的以私人身份著史的第一人。孔子晚年整理古籍，删《诗》《书》，订《礼》《乐》，“其功莫大于《春秋》”。[72]孔子正是看到了其时“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73]的状况，心忧天下而作《春秋》，以“道名分”，[74]以“辨是非”，[75]以“惩恶而劝善”，[76]达到了以历史弘扬“中道”的至高境界。

孔子继承了史学传统中的求真精神。孔子据鲁史而作《春秋》，既注重考据又能阙疑。《春秋》之中，一字之微，必有根据，疑则阙之，“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孔子“多闻阙疑，慎言其余”，[77]坚持“无徵不信”，[78]“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79]对于史书记载之不足，孔子根据所见，小心求证给予补充，对于多种传闻必定互参以求实，“信则书之，疑则阙之”。[80]所有这些，对后世史家治史有着深远的影响。

孔子作《春秋》，创立了编年史体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将历史事件具体到某一天，弥补了过去“过分注重记言” [81]的不足。《春秋》纪事与上古史家“未尝离事而言理”的治史传统一脉相承，不尚“空言”，主张“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82]《春秋》涉及各国之事，而以鲁国为主。自隐公迄于哀公十四年，共记242年史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83]《春秋》以事实为依据，孔子分析其成败得失，又加以功过贬褒。孟子评《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84]《谷梁传》称：“《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85]这里所说的“道”，就是“中道”。孔子治史，其意在弘“道”。

在《春秋》之中，孔子的确在畅畅快快地“以礼制中”。正是因为如此，《史记》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忧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王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86]孔子又说：“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敢辞。”[87]这与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88]的政治主张完全契合。孔子儒家的终极理想是使社会合“礼”，而达到礼制的途径就是“中道”。司马迁称《春秋》为“礼义之大宗”，所以他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89]

孔子发展了他以前历史记载的贬褒书法。关于《春秋》，《史记·孔子世家》 所谓“文成数万，其指数千”，“约其文辞而指博”，[90]都是说的孔子陈义“中道”于《春秋》，他蕴含褒贬于其中的“笔削书法”，已经达到了中国史学的“最高境界”。[91]《孔子家语·问玉》和《礼记·经解》都记载了孔子说的：“属辞比事，《春秋》教也”，[92]又称：“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93]“属辞”指遣词用字，“比事”是排比史事。《春秋》之贬褒书法，简明而达义。[94]比如记战争，讨罪称“伐”，掠境称“侵”，两军相接称“战”，环城称“围”，造其国都称“入”，毁人社稷称“灭”。又如：同为记杀人，有无罪见杀称“杀”，有罪当杀称“诛”，以下杀上称“弑”等不同书法，“《春秋》之义，昭乎笔削”。[95]孔子精湛的“笔削”书法，以贬褒阐明《春秋》大义，所谓“《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辩，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96] 孔子治史论政评理，其深义即在以史育人，蓄德立说。

儒家思想一贯主张“士志于道”，[97]正如人们所知道的，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说的“道”，其“人间性”是非常明显的，其突出特点就是“强调人间秩序的安排”。古人强调“人道尚中”。[98]所谓“尚中”，就是指“人间秩序的安排”要符合“中道”，顺应自然，合乎礼，顺乎情。中国史学传统看重义理，历代精通史学的人们都首先以立德为根本，治史爱憎分明，“隐恶而扬善”，主张在长期潜移默化中自觉地塑成正气，化民成俗，为中华民族追求“真”、“善”、“美”[99]的文化品格埋下了根基。

                   作者简介：杨朝明，孔子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纪东，曲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1] 梁启超：《中国之旧史》选自：《梁启超文集》，1902年。

[2] 李学勤：《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82页。

[3] 朱彬撰；沈文倬、水渭松校点：《礼记训纂·曲礼上》，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9页。

[4]《春秋左传集解·襄公二十九年》第三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119页。

[5]《春秋左传集解·庄公二十三年》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6页。

[6]《春秋左传集解·宣公二年》第二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41页。

[7] 司马迁：《史记·晋世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40页。

[8] 刘知几 著；张振佩笺注：《史通笺注·直书》，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5页。

[9] 柳诒徵：《国史要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0页。

[10] 刘知几 著；张振佩笺注：《史通笺注·史官建置》，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92页，载：“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

[11] 杜维运先生认为中国最迟在商代，或者在夏代，就已经设立史官了。详参氏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0页。

[12] 李宗侗：《中国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页。

[13] 参见柳诒徵：《国史要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页。

[14] 江永：《周礼疑义举要·秋官》，上海人民出版社，四库全书本。

[15] 朱彬 撰；沈文倬、水渭松校点：《礼记训纂·哀公问》，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62页。

[16] 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论礼第二十七》，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第319页。

[17] 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论礼第二十七》，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第318页。

[18] 郑玄 撰；贾公彦疏；彭林 整理：《周礼注疏·地官司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96页。

[19] 黄怀信；张懋荣；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武顺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分见第326页、327页。

[20] 柳诒徵：《国史要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分见第5页、第10页。

[21] 郑玄 撰；贾公彦疏；彭林 整理：《周礼注疏·天官冢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1页。

[22] 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盛德第六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56页。

[23] 朱彬 撰；沈文倬、水渭松校点：《礼记训纂·玉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38页。

[24] 李学勤：《清华简〈保训篇〉释读补正》，载《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

[25] 李学勤：《清华简〈保训篇〉释读补正》，载《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

[26] 黄怀信；张懋荣；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五权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分见第521页、530页。

[27]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皋陶谟》，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7页。

[28] 范晔：《后汉书·班彪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5页。

[29] 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30] 司马光 撰；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唐纪》第十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6203页。

[31] 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保傅第四十八》，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6页

[32]《国语·周语》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9页。

[33] 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保傅第四十八》，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5页。

[34]《毛诗正义·邶风·静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4页。

[35]《春秋左传集解·庄公二十三年》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86页。

[36]《春秋左传集解·僖公七年》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63页。

[37] 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保傅第四十八》，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7页。

[38] 《春秋左传集解·昭公二十九年》第四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576页，记：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

[39] 朱彬 撰；沈文倬、水渭松校点：《礼记训纂·檀弓下》，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1页。

[40]《春秋左传集解·襄公十四年》第三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916页。

[41] 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15页。

[42] 柳诒徵：《国史要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1页。

[43] 柳诒徵：《国史要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1页。

[44]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皋陶谟》，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6页、106页。

[45] 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保傅第四十八》，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8页

[46]《春秋左传集解·宣公二年》第二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541页。

[47]《春秋左传集解·宣公二年》第二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539页，《公羊传》、《谷梁传》及《晋世家》略同《春秋左传集解·宣公二年》。

[48] 《春秋左传集解·襄公二十五年》第三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024页

[49] 刘知几 著 ；张振佩笺注：《史通笺注·直书》上册，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5页。

[50] 刘知几 著 ；张振佩笺注：《史通笺注·直书》上册，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5页。

[51] 王国维：《观堂集林》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69页。

[52] 杨伯峻：《论语译注·八佾》，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8页。

[53] 朱彬 撰；沈文倬、水渭松校点：《礼记训纂·中庸》，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67页。

[54] 《国语·鲁语》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53页。

[55]  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53页。

[56] 朱彬 撰；沈文倬、水渭松校点：《礼记训纂·仲尼燕居》，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35页。

[57] 朱彬 撰；沈文倬、水渭松校点：《礼记训纂·礼器》，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3页。

[58] 朱彬 撰；沈文倬、水渭松校点：《礼记训纂·中庸》，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59页。

[59] 朱彬 撰；沈文倬、水渭松校点：《礼记训纂·中庸》，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59页。

[60] 朱彬 撰；沈文倬、水渭松校点：《礼记训纂·中庸》，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62页。

[61] 杨伯峻：《论语译注·八佾》，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8页。

[62] 朱彬 撰；沈文倬、水渭松校点：《礼记训纂·中庸》，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59页。

[63] 朱彬 撰；沈文倬、水渭松校点：《礼记训纂·中庸》，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59页。

[64] 庞朴：《中国文化十一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33页。

[65] 朱彬 撰；沈文倬、水渭松校点：《礼记训纂·中庸》，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59页。

[66] 杨伯峻：《论语译注·雍也》，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4页。

[67] 朱彬 撰；沈文倬、水渭松校点：《礼记训纂·中庸》，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分见第759页、第764页。

7杨伯峻：《论语译注·宪问》，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59页。。

[69] 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刑政第三十一》，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第355页。

[70] 朱彬 撰；沈文倬、水渭松校点：《礼记训纂·中庸》，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59页。

[71] 刘尚慈：《春秋公羊传译注·哀公十四年》，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650页。

[72] 章学诚：《文史通义·浙东学术》，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24页。

[73] 曾振宇：《孟子诠解·滕文公下》，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12年，第166页。

[74] 郭庆藩：《庄子集释·天下篇》，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067页。

[75]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60页。

[76]《春秋左传集解·成公十四年》第二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735页。

[77] 杨伯峻：《论语译注·为政》，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9页。

[78] 朱彬 撰；沈文倬、水渭松校点：《礼记训纂·中庸》，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66页。

[79] 杨伯峻：《论语译注·子路》，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3页。

[80] 顾炎武 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所见异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76页。

[81] 杜维运先生指出《尚书》与《逸周书》等早期文献的缺陷之一是“没有记载明确的时间。同上书，第72页。

[82]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60页。

[83]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60页。

[84] 曾振宇：《孟子诠解·离娄下》，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12年，第201页。。

[85] 承载：《春秋穀梁传译注·隐公元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页。

[86]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60页。

[87]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61页。

[88] 杨伯峻：《论语译注·颜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28页。

[89] 曾振宇：《孟子诠解·滕文公下》，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12年，第166页。

[90] 分见：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60页和《史记·孔子世家》，第330页。

[91] 杜维运：《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80页。

[92] 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问玉第三十六》，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第411页。

[93] 朱彬 撰；沈文倬、水渭松校点：《礼记训纂·经解》，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22页。

[94]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30页，载：“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

[95] 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70页。

[96]《春秋左传集解·昭公三十一年》第四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592页。

[97] 杨伯峻：《论语译注·里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7页。

[98] 黄怀信；张懋荣；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武顺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326页。

[99] 庞朴先生认为，“中庸”的“中”，其价值意义可以分为“真”、“善”、“美”三层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