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荣幸能够来参加左丘明文化研究院揭牌仪式以及本次座谈会。在座的不少老师都是老朋友，也有令人尊敬的老先生。因为待会儿发言完了我还有个任务要赶到济南，所以我就无礼先说了。我先谈一点感想。

由于自己多年以来研究孔子、儒学与先秦历史文化，所以提到左丘明我就觉得特别亲切，因为从特定角度说，左丘明研究也属于孔子研究的一部分。说到左丘明，很多人马上就想到他是历史学家，所以人们称他为“史祖”，这当然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人们很少会想到，作为思想家的左丘明也许更值得认真研究。

1999年我带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其中有一位同学，所选定的学位论文题目就是“左丘明思想研究”。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当时，曾任南京大学校长，后来担任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的匡亚明先生主编了《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这套书很有价值，它集合了一大批优秀的专门研究者。开始时，该书有一百部，后来扩大到了二百部，从“中国思想”的角度选取历史人物，各为评传。然而，其中没有左丘明。

可是，在研究孔子和早期儒学、中国文化过程中，我们觉得“左丘明”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我们可以假设，如果左丘明再世，我们去问一他本人：“左丘明先生，你是历史学家还是思想家？”我们甚至可以肯定地说，左丘明一定是想做“思想家”。非常明显，左丘明为什么作《左传》？他作《左传》是为“解《春秋》”的。

《春秋》为何而作？这问题实在简单又很重要。对孔子来说，《春秋》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是太高了。我们刚才“问左丘明”，那么我们可以再问孔子：“孔夫子，我们研究您的的思想，了解您的学说，您认为最重要的是哪部书？”我想，孔子肯定要我们读《春秋》、读《易传》。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像《论语》、《孔子家语》、《大学》、《中庸》、《孝经》之类，都成书在孔子以后。这些孔子遗说都是孔子弟子后学整理的，孔子或者也想不到他的弟子会在他逝世以后编辑《论语》、《孔子家语》等，但《春秋》、《易传》则不同。

孔子最重视的就是“六经”。诗、书、礼、乐是以前官学里面的课程，从西周时期开始，人们一直在学习诗、书、礼、乐。到了孔子，他又进行整理，出了定本。那么，《春秋》呢？孔子晚年的时候作了《春秋》，又作《易传》，这两部书实在重要！关于孔子和《春秋》的关系，孔子自己说得很清楚，就是：“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说“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可见《春秋》对于孔子的意义之大。

孔子学术的重要特点，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他本人还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不像许多人那样厉害，有的喜欢创立一套一套的“理论”，热衷于创宗立派。孔子没有这样，他的文化观是“述而不作”，这是他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值得今人学习。在他看来，他以前的中国文化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备了，所以他要做的，就是认真地融汇、继承，然后凝练、提升。所以，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他不想进行空洞的说教，而是要通过对春秋时期鲁国历史的叙述，反映他对于历史事实的看法，从而在其中寄寓自己的政治思想，用事实反映自己的观念。所以，《春秋》在形式上是鲁国的历史，实际上则是他的思想。这实际也是整个中国历史学的优秀传统，孔子继承了传统，又强化了这个传统。

《春秋》过于简略，但是其中却有丰富的内涵，包含着孔子的是非、善恶、褒贬，此即所谓的“微言大义”。后人说：“春秋寓褒贬，别善恶。”有人甚至说：“《春秋》一字之褒，荣若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这个“《春秋》大义”太重要了，太厉害了，他通过属词比事，即不同的“用词”来表达他的意思。对于这一点，一般人不一定真的了解得很清楚，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春秋》五传”、“《春秋》三传”。大家知道，传下来的只有三传，另外还有《夹氏传》、《邹氏传》，只是他们没有定本或者限于口传，所以现在只有“《春秋》三传”。“《春秋》三传”里面，《公羊传》和《谷梁传》是直接解释《春秋》蕴涵的意义。《左传》则不一样，左丘明担心孔子以后“弟子人人异端”——肯定是这样，孔子以后的事实也证明的确是这样——于是作了《左传》。

孔子以后，儒家学派似乎有所分化。正如《韩非子》叙说“显学”之时所说，大家都以为自己是“真孔子”，直到现在学术界还有争论。例如，到底是荀子思想更继承孔子还是孟子的思想更接近孔子？荀子认为孟子也有问题，所以他批评孟子。这不，还真出现了“人人异端”的情况，或者说他们“各得圣人之一体”。左丘明就是担心不能把孔子思想保存完整，于是他作《左传》，即《左氏春秋》。不难看出，左丘明的《左传》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左传》价值之高，今天我们看得更清楚。现在有的高校博士招生，考先秦史研究方向的专门有一门课，就是《左传》，如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就是如此。如果没有《左传》，研究先秦史的资料就太少了。除了《尚书》、《逸周书》以及《竹书纪年》等，其他西周时期的资料很少，所以也不能不依靠《左传》中的某些记载，尤其是在追溯历史制度的时候。商朝历史主要有甲骨文，没有甲骨学哪有殷商史？以前，学术界甚至有所谓“春秋以前无史”的说法，甲骨文发现与研究以后，情况才得到改观。可以说，有了《左传》的记载，有了它的材料，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时期的历史才更生动，更清晰，所以《左传》的价值和意义非同寻常。从某种意义上，考“先秦史”考《左传》就没有问题，研究先秦史的人不可能不读《左传》。如果一个人没有或者不读《左传》，他说他是研究先秦史的，那肯定是个票友。

然而，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从《左传》写作到左丘明的思想世界”。说句不太准确的话：历代学人谁都知道左丘明作《左传》目的在于解《春秋》，但大都对作为“思想家”的左丘明习焉不察、视而不见。

刚才研究院揭牌仪式时，各位都提到了《左传》的文学价值、军事价值等，的确，《左传》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但左丘明的本意却是通过史实铺陈解说“《春秋》大义”。那么我们回头看，孔子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春秋》里面的具体地方，孔子为什么“褒”？为什么“贬”？为什么是用这个词而不是用那个词？孔子通过历史的记述寄寓政治理想，昭示后人，让后人去研究、去思索。左丘明非常了不起，关键的原因就在这儿。

当然，现在有很多人不了解，他们疑惑了，他们在想《左传》的材料从哪儿来的？他们想不通，于是就怀疑。在长期的“疑古思潮”盛行时期，许多人的怀疑恐怕就是因此而起。其实，那时的文化已经发达了，不像我们今天很多人想象的那样落后。我们如果看看《周礼》，《周礼》里面有一个职官叫师氏，师氏是干什么的呢？《周礼》说师氏“以三德教国子”,哪“三德”呢？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由此而“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在这些记载下面，有一句很重要，就是：“居虎门之左，司王朝。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凡祭祀、宾客、会同、丧纪、军旅，王举则从，听治亦如之。”

师氏“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之弟子”，他随从“王”的左右，而且“王举则从”，参加各种活动，掌握邦国中的各种事情。那时候，邦国很多，各个邦国里面出现一些事情以后，当时就有师氏记录下来，记录之后还对这个事有一个判断与评定，对这个事情是否该这样、该怎样之类作出评论或感想，读者可以从中得到合理还是不合理的认知。

所谓“掌国中、失之事”，这个“中”就是《中庸》里面所说的“中”。现在，河南那边常常说“中”、“不中”，所谓“中”，就是合理的，“失”就是“不中”。从很早的时候起，中国人就在讲求“中”。《尚书》中说到了“人心”和“道心”，这就是被后人称为“十六字心传”的那个说法，那个说法真的很了不起！现在我们所说的“中”，儒家所说的“中道”，都是与之一脉相承的。

我们是“自然的人”，也是“社会的人”。我们需要在“自然性”和“社会性”之间把握好。一个人把握得好，就叫“允执厥中”。周代，如果邦国发生事情，就要记录这些事情，评议这些事情，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弟子”，原来，国家里的孩子们、年轻人就学这些东西，通过对这些事实的理解和认知，逐渐培养一种情感，产生一种是非标准，从而了解哪些是“中”，哪些是“不中”，进而知是非、明曲直。这些材料各国都有，左丘明不论是作《左传》，还是撰《国语》，其中的材料可能就是这样来的。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左丘明多么了不起，他作为史官，把这些材料搜集整理记录下来，用它阐释《春秋》。

孔子曾说他与左丘明同好恶，反过来，左丘明肯定也认为自己是与孔子同好恶的，不然的话，他为什么通过史实的铺陈来解释《春秋》呢？在《左传》里面有许多明显属于解释《春秋》的话，就是在叙述完一定的事实以后有“故曰…”之类的句子，实际就是“故《春秋》曰……”的意思，即是说“所以《春秋》是这样记载的”。

那么，我们还可以问：孔子到底为什么作《春秋》？孔子作《春秋》，他是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表达自己的一种是非观念，表达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认知。那么，左丘明就希望能够正确地把孔子的思想更好地阐发开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作为思想家的左丘明，其价值和意义更大。

很多人认为左丘明是历史学家，而没有注意到他的思想的意义。其实，左丘明要是没有深刻的思想才怪呢！咱们中国传统学术有“义理”、“辞章”、“考据”三途，现在我们一般称之为“文”、“史”、“哲”，文学叫“辞章” ，“考证”属史学，“义理”是哲学。其实，如清儒所说，这三者就像是一棵树，“义理”其根也，“实证”其干也，“辞章”则其花叶。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粗壮的树干，一个繁茂的花叶，如果没有发达的根系才怪呢！而左丘明呢，我们看到的是以史的形式表达出来，他的“根”虽然我们读得不明显，但是他深深地扎在那里，所以“义理”其根也，左丘明一定有其深刻的思想。

总之，所以我要说的，就是左丘明文化研究天地非常广阔。我们也可以说，左丘明文化研究在很大意义上和孔子文化研究目标高度一致，内涵高度协调，所以，我觉得左丘明研究院真是天地广阔、前途远大。

说到这里，我要祝福咱们左丘明文化研究院，祝福肥城市。左丘明文化研究院要研究肥城市的历史文化，我刚才在致辞中也提到，除了左丘明以外，孔子最了不起的弟子——当然孔子的弟子很多——但是有子很不一般。如果打开《论语》，大家能不能想象得到，有子的地位竟然那么特殊！大家想：为什么《论语》开篇的第二章就是“有子曰”？

孔子去世以后，孔子的弟子没主心骨了，怎么办呢？大家就推出一个人来，推出来代替老师、填补真空。大家推的是谁呀？推的是有子。为什么推有子？孟子说有子“似圣人”，但司马迁误解了，司马迁认为他长得像圣人。其实宋代人已经辨析清楚了。宋代有一个人叫王十朋，他专门解释了有子“似圣人”的问题，认为孟子所说不是有子说长得像圣人，而是他在思想上非常接近孔子。

在《学而》篇中，除了第二章的“有子曰”，下面还有一句“有子曰”，即“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一句也十分重要！“和”当然重要，所以“礼之用，和为贵”。但是，“和”不是无条件的，不是任何情况、任何条件下都要“和”。也就是说，丧失原则而换取“和”，就是不可取的。孔子反对“乡愿”，主张“中和”、“用中”、“中道”，有子这里关于“和”的说法很得孔子思想之精髓和要领。现在看来，在孔子逝世以后，大家公推有子替代老师而“师事之”，看来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原来不知道，现在知道有子竟然也是肥城人，有子和左丘明都与孔子直接相关，研究他们二人也是研究孔子的一个重要途径。看来，研究孔子，常到肥城来是合适的。

        【本文为作者在“左丘明暨肥城历史文化研讨会”的发言】

（2014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