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家語》中，關於孔子弟子的集中記載，除了《七十二弟子解》，還有《弟子行》一篇。前者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相仿佛，長期以來，由於對《孔子家語》成書問題的錯誤認識，人們研究孔門弟子遂多以《史記》為本，而對《家語》該篇少有問津；後者與《大戴禮記》的《衛將軍文子》篇相同，只是個別文字上有小的差異。但《大戴禮記》與《史記》不同，人們對《史記》研究較多，而對於《大戴禮記》的價值則多存疑慮，再加上《孔子家語》“偽書”說的巨大影響，對《弟子行》一篇便更加缺乏探討，雖然偶有學者引用其中的材料，但遠遠談不上真正認識該篇的價值。《弟子行》沒能被充分研究和利用，是學術界對《孔子家語》的認識所決定的。孔子弟子研究與孔子、早期儒學研究密不可分，在學術事業有了重大進步的今天，有必要專門對《弟子行》進行探究，以更好地瞭解其成書問題，瞭解其與《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的關係，加深對《孔子家語》全書的認識。

（一）《弟子行》的可信性問題

         在今本《孔子家語》中，《弟子行》列第十二篇。該篇記載了孔子弟子子貢與衛將軍文子的對話，衛將軍文子向子貢詢問孔子弟子的情況，於是，子貢據其所知，對孔子幾位主要弟子的行狀加以介紹，子貢的評價涉及到十二位孔子弟子，他們分別是顏回、冉雍、仲由、冉求、公西赤、曾參、顓孫師、卜商、澹台滅明、言偃、南宮括、高柴。因此，本篇以“弟子行”名篇。

在《弟子行》的記載中，子貢在一一評說這幾位孔子弟子時，一般都是首先進行總體上的評價，然後再引述孔子的看法，使得對孔子弟子們的評價顯得更加準確，更具有權威意義。

認真分析《弟子行》的材料，我們認為該篇的記述是真實可信的，這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透露出來：

第一，衛將軍文子與孔門師徒素有往來

衛將軍文子即公孫彌牟，又稱南氏，是衛國的大臣。梁玉繩在《史記志疑》中說：“《周紀集解》引臣瓚曰：汲塚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為子南彌牟，故《左傳》稱彌牟為南氏。《戰國策·衛策》稱南文子。《通志·氏族略》云：子南氏，衛靈公之子公子郢之後，蓋郢字子南也。”文子屬衛國公族，在他的身上，某種程度上也體現了衛國的文化特點。魯為周公封國，衛為周公之弟康叔封國，《左傳》定公六年記曰：“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所以《論語·子路》又記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孔子周遊列國，在衛國停留時間很長，兩國文化上的相近是根本原因。

與衛國的文化傳統有關，衛將軍文子也注重禮儀，並與孔門師徒有一些來往。據《孔叢子·刑論》，孔子去衛國時，衛將軍文子聽說“魯公父氏不能聽獄”，曾就此問題向孔子請教，與孔子討論；據《孔子家語·廟制》記，衛將軍文子打算在家中立先君之廟，就通過孔子弟子子羔訪於孔子，聽取孔子的意見；《說苑》卷十一記曰：“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韓非子·說林下》等記曰：“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奧。”《禮記》等書也有與衛將軍文子有關的記載。

衛將軍文子又稱子之。《左傳》哀公十二年杜預注曰：“子之，公孫彌牟。”杜氏《氏族譜》亦云：“子之，公孫彌牟文子。”所以，彌牟、子之是其人之名與字，文則其諡。梁履繩《左通補釋》云：“彌牟官衛之將軍。故《檀弓》稱將軍文子。”

衛將軍文子的弟弟惠子曾為衛國司寇，好像他曾經受學於孔子。《四庫全書》本的《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說：

言偃，魯人，字子遊……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之子蘭相善，使之受學於夫子。

其他本的《孔子家語》不見子游與文子之弟相善並且子遊使之受學於孔子的記載。這裏說受學於孔子的是“將軍之子蘭”，可能有誤。《禮記·檀弓上》孔疏引《世本》曰：“靈公生昭子郢，郢生文子木及惠叔蘭。”是則文子與惠叔為兄弟。因此，清人李鍇所撰《尚史》卷八十五《孔子弟子傳》則據而說到：

惠叔蘭，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為衛司冦。子游嘗從孔子適衛，與子蘭相善，使之受學於孔子。

《禮記·檀弓上》記：“司冦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子遊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遊曰：‘固以請。’文子退，扶嫡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遊趨而就客位。”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蘭惠子，廢嫡子虎而立庶子，所以子遊變服以譏之。文子悟，於是扶嫡子虎正喪主之位。顯然，那位受學於孔子的應該是衛將軍文子的弟弟。

從以上的情況看，衛將軍文子與孔子及其弟子有不少往來，他們之間在一起討論問題，品評人物是很正常的事情。子貢與衛將軍文子平素就有交往，所以在《說苑》等書中還有衛將軍文子向子貢請教問題的記載。那時，孔子已經是遠近聞名的博學之人，對於他帶出來的弟子門生，社會人士自然會十分關注，衛將軍文子與孔門師徒保持良好關係，且有不少交流，因此，他向子貢請教他同門師友的情況也完全合乎情理。

在上述曾經提到的材料中，與衛將軍文子有交往的孔子弟子，除了子貢，還有子羔、子游、曾子等，他們都在本篇子貢回答衛將軍文子問的評論之中。在本篇中，衛將軍文子對子貢說：“吾聞孔子之施教也……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為賢？” 子貢以“智莫難於知人”為由“對以不知”，文子說：“若夫知賢，莫不難。今吾子親遊焉，是以敢問。”子貢回答說：“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就焉。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遍知以告也。” 文子又說：“吾子所及者，請聞其行！”從這裏的記載看出，因為孔子弟子眾多，有許多人子貢並沒有與他們同時受學於孔子，他便談不上對他們有充分的瞭解，因而也就不便於對他們作出評價。但是，從種種材料所透露的信息看，子貢所評論的同門，都是與他同時受學的人，子貢說：“凡此諸子，賜之所親睹者也。”並非虛言。與衛將軍文子有過交流的子羔、子游、曾子等人都在其中，也可旁證該篇記載的真實可信性。

第二，子貢對同門師友比較瞭解

在孔子的弟子中，子貢是十分重要和特殊的一位。孔子與顏回關係十分親密，也對他讚賞有加。與顏回相比，子貢其實也受到孔子格外的器重。

《論語》記載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研究孔子最為重要的文獻，該書記載涉及到孔子眾多的弟子，但是，據統計，與子貢相關的材料有35章，而與顏回相關的卻只有20章；在該書中，子貢的名字出現57次，顏回的名字卻只出現32次。《論語》記載的情況本身，可以看出子貢在孔門中的重要地位，也可以看出子貢與孔子的親密程度。《論語·公冶長》有孔子詢問子貢“女與回也孰愈”的記載，對此，錢穆先生說：

觀孔子與回孰愈之問，見二人在孔門之相伯仲。”[①]

子貢經常和孔子談論學術問題，《論語》所記載的子貢的材料，大多是他與孔子的問答，多屬請教、詢問政治、社會以及學術方面的問題，如他曾“問政”、“問友”、“問為仁”、“問君子”，他也經常與孔子探討早期儒學的核心禮、仁等問題。子貢的有些觀點都很有見地，例如，他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等，以至於當時甚至有人認為“子貢賢於仲尼”[②]，此說雖遭到子貢的反駁，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子貢的學識。

從各種記載看，子貢善於觀察，博聞多見，長於交流，也善於評人論事。人們遇有疑問，往往喜歡向他請教。例如，孔子“周遊列國”乃為施展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每到一處，都往往迅速熟悉該國政事。對此，子禽不明白，還詢問這是孔子“求”來的，還是別人主動告訴他的。子貢則認為：“夫子溫、良、恭、謙、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③]子貢不否認是孔子“求之”，但指出孔子是靠他優良的品德和崇高的威望得到的，是為了推行自己的主張，與別人獲得的方法並不一樣。

也有人感歎孔子的廣博學識，不知道孔子何以如此。有人向子貢詢問說：“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④]衛國公孫朝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⑤]這是子貢回答人們關於孔子如何學習“文武之道”的問題。

子貢深得孔子喜愛，子貢也瞭解孔子，每逢同門中有人心存疑惑，而又不便請教老師時，往往找子貢出面。例如，孔子師徒到達衛國時，冉有想知道孔子會不會為衛出公做事，便去詢問子貢。子貢答應，遂去詢問孔子說：“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得仁，又何怨？”[⑥]子貢回來告訴冉有，孔子不會為衛出公做事。子貢的問話很策略，當時衛出公為與他的父親爭奪君位而在衛國引發了一場內亂，而伯夷、叔齊卻是為謙讓君位而雙雙出走，孔子尊伯夷、叔齊是古代的賢人，而且認為他們無怨無悔，當然不會贊成衛出公的行為，所以不會為他做事。

由於對孔子的思想的深刻理解，子貢對相關問題的把握都十分準確，恰到好處。如《荀子·子道》記：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床，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為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女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床，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為女問之。”子貢問曰：“練而床，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女謂夫子為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女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從孔子晚年與子貢的親密關係中可以看出，子貢在孔門中的地位得到了廣泛認可。如在馬王堆漢墓帛書《易傳》的《要》篇中，有“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的記載，印證了史書孔子“晚而喜《易》”的說法，其中還有子貢就孔子學易問題向孔子詢問的情形：“子貢曰：‘夫子他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之者，神靈之趨；知謀遠者，卜筮之蘩（繁）。賜以此為然矣。以此言取之，賜緡行之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後面是孔子回答子貢的提問，並和子貢探討了相關的問題。可見，在孔子晚年，子貢仍時常回到老師身邊，還討論《易》學問題，孔子曾感歎說：“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論語·先進》）在顏回、子路、宰我等大弟子相繼去世後，作為早期弟子，子貢能經常陪伴在老師身邊。據《孔子家語·曲禮子夏問》的記載，孔子的守門狗死了，他也讓子貢前去埋掉，說明孔子的晚年子貢甚至不離恩師左右。孔子晚年，能有子貢經常探討問題，對孔子來說應該是莫大的安慰。因此，他在去世前急切地想見子貢，他的那句“賜也，爾何來遲也”，包含了深深的師生情，此時，孔子已經把子貢看作了身邊最親近的人。

對子貢的優點和成績，孔子往往讚賞和鼓勵。據《韓詩外傳》記載，孔子與子路、子貢、顏淵“游於戎山之上”，孔子讓他們各言其志。子貢的志向是：“得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兄弟。”孔子稱讚他為“辯士”，並鼓勵他說：“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衣冠為子宰焉。”在致富的能力方面，孔子也曾把子貢與顏回作比，說：“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在為顏回歎息的同時，孔子對子貢的經商能力也加以讚賞。對於子貢的才能，孔子瞭解而且讚歎。孔子說：“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論語·雍也》） “賜之敏也賢於丘”（《說苑·雜言》）。孔子讚賞子貢，特別信任子貢。

在周遊列國歸魯後的數年中，子貢主要在魯國。據《左傳》哀公十一年，孔子回魯國的那年，子貢已經在魯國做事。孔子去世後，弟子守喪三年，接着，子貢又繼續守喪三年。對此，《孟子·滕文公上》記載說：“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可以看出，子貢對孔子懷有深深的哀思。

從子貢在孔門中的特殊地位，可以看出子貢最有資格對同門作出評價。子貢善於交往，注意觀察，他對同門師友有較為深刻、較為準確的瞭解；他常常與孔子在一起，與孔子交往、交流很多，他瞭解孔子的學說，也最瞭解孔子對弟子們的看法。所以，當衛將軍文子向他詢問同門師兄弟各自的優長時，他可以以自己的所知所見進行回答，逐一介紹了他對同門師兄弟的評價。他回去後向孔子彙報，還得到了孔子的稱讚。

有一點很值得注意，即《論語·憲問》提到的“子貢方人”。對於子貢的這個特點，孔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喜好評論人的功過是非，是子貢的一個“缺點”。《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與“子貢方人”指的應是同一問題。子貢拜孔子為師不久，邾子朝魯，子貢觀禮。在朝見過程中，魯定公和邾隱公都出現了失禮之處，根據這一點，子貢敏銳地意識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子貢直言不諱地說了出來。不久，子貢的預言變成了現實，孔子卻批評說：“賜不幸而言中，是使賜多言也。”[⑦]嫌子貢多說話了。《論語》中記載的子貢和孔子問答中也多次涉及到子貢問人，如《公冶長》：“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先進》：“師與商也孰賢”；《子路》：“今之從政者何如”；《憲問》：“管仲非仁者乎”。如此等等，說明子貢善於瞭解和觀察問題，也更關心同門師友。孔子說：“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⑧]表明他重視師門，與孔子其他弟子有較多的往來。本篇記載衛將軍文子向子貢瞭解孔子其他弟子的情況，完全符合情理。

第三，竹書《中弓》提供的旁證

無論在《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中，還是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冉雍都是列於第四位，排在顏回、閔損、冉耕之後。在《孔子家語·弟子行》記載中，子貢所評論的孔子弟子共九人。他首先評價的是顏回，顏回之後接着就是冉雍（即仲弓），這是一個很值得引起注意的問題。

研究孔子、孔門弟子與中國儒學，不難發現孔子弟子中顏回、曾子、子貢、有若等人地位非常重要。[⑨]顏回深得孔子喜愛，只是不幸早死；曾子為孔子裔孫子思之師，更下啟思孟學派，影響後世深遠；子貢與孔子師徒感情深厚，他也深得同門信任；有子在傳習孔子思想學說方面曾經得到多數人認可，孔子去世後，當弟子們思慕恩師的時候，他們甚至推出有若，“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孟子滕文公上》）。

顏回、曾子、子貢、有若等人在孔子弟子中的重要地位，世人都已經有所研究，也為人們所理解，惟有冉雍，長期沒有引起學者們應有的注意。在研究早期儒學時，人們都知道荀子十分推重一位他稱之為“子弓”的人，大家猜測，這應該是孔子的一位弟子，但他是否仲弓，或者他到底是何人，很久以來，由於材料的限制，人們看法並不一致。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他在荀子心目中地位很重要，因為在《荀子》的《非十二子》中，荀子“非”了一個又一個的人，惟獨將這位“子弓”與孔子並提，顯然，荀子也十分推崇他的學說。

值得欣慰的是，《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第三冊中有《中弓》一篇，終於可以結束人們長期以來的爭執。《中弓》篇共存簡二十八支，計五百二十字。該篇多為殘簡，編連起來比較困難，學者們的努力取得了較好成績。結合學術界的研究，我認為篇中的“中弓”即孔子弟子“仲弓”，即冉雍，他應該就是《荀子》所說的“子弓”。由於荀子對他格外敬重，認同仲弓思想，才以“子”相稱，以示推尊。就像孟子的學術可以上溯到曾子那樣，荀子的學術來源於仲弓。[⑩]

在孔子弟子中，仲弓被認為是有“德行”者。以前，傳世文獻缺乏，仲弓思想的特點並不明確，所以荀子何以認同仲弓難知其詳。現在，上博竹書《中弓》篇問世，將《中弓》篇與《孔子家語》的《刑政》篇等結合起來考察，荀子與仲弓的學術聯繫很容易被察覺出來。

仲弓曾任季氏家宰。《論語·子路》篇曰：“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仲弓曾任季氏宰，也得到了上博竹書的證實。上博簡《中弓》第一簡中說：“季桓子使仲弓為宰。”關於所謂的“宰”，邢昺《疏》曰：“冉雍為季氏家宰，而問政於夫子也。”皇侃《疏》云：“仲弓將往費為季氏采邑之宰。”劉寶楠《論語正義》說：“宰者，大夫家臣及大夫邑長之通稱。”《中弓》篇有仲弓“從於宰夫之後”的記載，還記有孔子教導仲弓要“老老慈幼，先有司，舉賢才，赦過與罪”，都與《論語》的記載一致。

仲弓出身低賤，卻有為政治世的才能，並以有德行而著稱。《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孔子曾說“雍也可使南面”[11]，即認為讓他治理一個國家，也是完全可以勝任的。《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的記載說：“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生於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

在與仲弓有關的記載中，最多的是關於“為政”方面的材料，不論《論語》還是上博竹書《中弓》，還有《孔子家語》的《刑政》篇，都是如此。就早期儒學的本質而言，其學說的核心在於“修己以安人”，儒家思考問題的中心在於為政治國平天下。如果認真研究，不難發現《論語》雖然是語錄體的著作，但該書卻有嚴密的內在邏輯[12]，《論語》在首篇《學而》總論為學做人的問題之後，接着便是以談論如何為政治國問題為中心的《為政》篇，其內涵的意義值得重視！

在《為政》篇中，前三章都是孔子的語錄。其首章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談的是實行德政；第二章：“《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實際是談的溫柔敦厚的“詩教”，是孔子德行教化主張的突出體現；第三章：“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是談論政、刑關係問題。以下各章，也都是圍繞“為政”的問題展開，《論語》中有不少孔子弟子向孔子問政的記載，並且散見於各篇之中，這也說明為政治國問題在孔子學說中的重要位置。

《孔子家語》的《刑政》篇記述孔子與弟子仲弓之間的對話，談論的是刑罰與政教問題，故以“刑政”名篇。孔子政治思想的特徵是“德主刑輔”。孔子主張德政，但也不排斥刑罰，認為“為政以德”是政治的根本，刑罰是德政的必要補充。篇中記載說：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焉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

這正是孔子為政主張的一貫立場。

上博竹書《中弓》篇的記載正是如此，《論語》中關於仲弓向孔子問政的片段材料，在竹書中則是一個系統的、比較完整的記錄。從初步的編連看，該篇明顯可區分為孔子弟子向孔子詢問“為政”與“事君”的兩大事類。簡文“為政”的部分在記錄仲弓向孔子彙報自己受季氏任命的事情之後，接着記錄仲弓向孔子請教“為政”時應將什麼事情放在首位。孔子的回答提出了三點內容：一是恭敬祭祀；二是尊老慈幼；三是先有司，舉賢才。對於前兩項內容，仲弓認為問題不大，只是對於第三項的具體內容，還不大理解，於是進而再行請教。《中弓》篇全篇都是圍繞“問政”展開討論的。

討論至此，我們應該可以回頭觀察《孔子家語·弟子行》中子貢對仲弓的評價了。《弟子行》記子貢說：

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眾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匹夫不怒，唯以亡其身。

這裏說仲弓身處貧困，卻能矜持莊重如同作客一樣，役使臣子如同借用他們的力量一般，不遷怒於別人，不深深的抱怨別人，不記恨舊仇，這是冉雍的品行。證明他出於貧賤卻德行出眾，而且有治理國家的才能。尤其孔子評論他的能力和秉賦，認為他可以成為“有土之君子”，並說他有百姓可以役使，有刑法可以施用，與《中弓》篇等所提供的材料完全一致。

在上博竹書《中弓》篇的啟示下，我們對荀子與仲弓思想關聯進行考察，發現仲弓其實是從孔子到荀子過渡過程的重要環節。《中弓》篇的問世，使仲弓的思想特點、仲弓與荀子的聯繫更為清晰，可以更加清楚地瞭解到荀子推重仲弓的原因。事實上，除了荀子每每以仲尼、子弓並稱，視他們為儒者典範、儒學正統，漢代的不少材料都可以看到仲弓被人們格外重視的記載，如《說苑·修文》篇也將仲弓與孔子並舉，其曰：

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毋（无）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

《漢書·古今人表》列舉了大批儒家人物，孔子列一等，仲弓列二等，與顏淵、閔子騫、冉伯牛、子思、孟子、孫卿並列，其他儒家人物如子貢、子游、曾子、子夏等都被列為三等，這也透露出仲弓的特殊地位。《孔子家語·弟子行》與上博竹書《中弓》等新材料的完全契合，證明仲弓在孔子弟子中的地位確非一般，反過來也使《弟子行》的重要價值得以凸現。

（二）與《衛將軍文子》比較

《弟子行》又見於《大戴禮記》，在《大戴禮記》中，該篇取篇首五字，名曰《衛將軍文子》。二者雖然在內容上大同小異，但它們孰先孰後，卻不難通過文本的比對觀察出來。長期以來，由於人們多以《家語》為偽，很少有人用心加意探討。例如清人汪中《大戴禮記正誤》說：“自章首至‘亦未逢明君也’，與《家語·弟子行》篇略同。”意思是《衛將軍文子》與《弟子行》僅僅只有子貢評論同門弟子的部分“略同”，顯然他是看到《大戴禮記》將孔子評論羊舌大夫的一段提前後與《弟子行》的差異，遂認為以下都是如此不同。可以肯定，他甚至並沒有認真讀完《孔子家語》的該篇。

如果用心研究，不難發現，宋代以來《大戴禮記》的研究者大都與汪中相似，還很少有人認真對待《孔子家語》。儘管《孔子家語》與《大戴禮記》有不少相同的內容，而且《大戴禮記》的校注者、研究者不少，但我們還沒有發現有學者將任何兩篇相同者進行認真比較。[13]可是，今天我們比較《弟子行》與《衛將軍文子》，《大戴禮記》中的問題竟然十分顯明，我們能夠強烈感覺到《孔子家語》更加可靠。兩篇材料中的不少差異，除去無關宏旨的不同，《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漢代的現實政治因素

與《孔子家語》相比，《大戴禮記》該篇在寫定時可謂處處顧及時政，這與漢代中央集權政治的發展是相應的。今本《孔子家語》雖然成於西漢時期的孔安國之手，但他本來是擔心《家語》的材料“將遂泯沒”，其本意則是為了保存“先人之典”，他不是以官方的身份整理此書，而是“私以人事募求其副”，因此，今本《家語》便更加真實地保留了其書的原來面貌。

讓我們來看以下的例證：

例1、《弟子行》：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

《衛將軍文子》：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以申之。

在《弟子行》中作“若逢有德之君”的句子，在《衛將軍文子》變成“故國一逢有德之君”，因為《大戴禮記》的這一改動，引發了人們的不少困惑。例如清人王引之《經義述聞》曰：“‘國’當作‘回’，自‘一逢有德之君’以下，皆指顏子而言，非指國而言，則‘國’為‘回’之誤明矣。《家語》作‘若逢有德之君’，亦指顏子而言。”俞樾《大戴禮記平議》則認為“故國一逢有德之君”至“以御於天子”二十一字位置有誤，當在“孔子說之以《詩》”之上。于鬯《香草校書·大戴禮記校》則說：“‘國’之言‘或’也。‘國’從‘或’，即諧或聲，例得通用。”他從二字可以互訓的角度進行解釋，認為“謂‘國’即‘或’之後出字，亦無不可”，他認為這裏的“或”與《孔子家語·弟子行》的“若”是一樣的。為此，他還進行了分析，說：“王引之《述聞》謂指顏子言，非指國君，其說甚是。顧其以‘國’字為‘回’字之誤，則又率意改字，不可為訓。且此為子貢言顏子一逢有德之君，非顏子真逢有德之君也。實指為回，於義便拙。惟顏子實未嘗一逢有德之君，故曰‘或’。或之者，不必然之事也。”

人們之所以於此進行種種說解，是由於沒有認真思考這裏的材料是對既有材料的改造，也沒有認真與《孔子家語》進行比對。更為重要的是，人們不僅沒有認識到《孔子家語》的材料真實性，相反，卻都以其為不可靠的“偽書”。

實際上，這裏是子貢評論顏回的話，是說如果顏回遇上有德行的君主，就會世代享用帝王給予的顯赫恩命；如果被君主所任命使用，就會成為賢明君主的有力輔佐者。孔子時代，周天子是天下共主，孔子向往王道之治，孔門師徒對顏回評價很高，都認為他堪成大器，完全可以勝任王者之相。孔子時代的“王”指的是作為天下“共主”的周朝天子，但漢代的情況卻是有很大不同的。西漢時期開始，“王”僅僅是漢朝皇帝以下的同姓子弟及少數的功臣，漢初以後，“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更何況，西漢中期以後，出現了諸侯王叛亂朝廷的嚴重局面，削藩平叛成為政治鬥爭的主線，因此，在漢代，一提到所謂的“王”，人們都會十分敏感，都會顧及到與現實政治的聯繫。也是因為如此，這一句話才出現了這樣的改動，經過改動，明顯染上了漢朝的時代特徵：第一，如果說《弟子行》中的“君”還有可能是指天子，那麼，到《衛將軍文子》中則沒有了任何歧義，有這裏有“國”作為限定，就不會出現任何冒犯漢朝天子的時忌；第二，《弟子行》中的“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到《衛將軍文子》中變成“以御於天子以申之”，去除了“王”字，僅僅有“天子”，就不會二者混淆。這裏將“王”改為天子的情況，與《大戴禮記》將《孔子家語》的“王言”篇改為“主言”的原因是一樣的。[14]

例2、《弟子行》：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眾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匹夫不怒，唯以亡其身。”

《衛將軍文子》：孔子曰：“有土之君子，有眾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孔子家語》的“有土之君子也，有眾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王肅注曰：“言有土地之君，有眾足使，有刑足用，然後可以稱怒。冉雍非有土之君，故使其臣如借而不加怒也。”“匹夫不怒，唯以亡其身”，王肅注曰：“因說不怒之義，遂及匹夫以怒亡身。” 這裏是說一般人不會輕易發怒，就因為一發怒只會傷害身體。《孔子家語》以這樣的道理談論冉雍，但在《大戴禮記》中，則將“匹夫不怒，唯以亡其身”徑改為“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這裏在意義表述上雖然沒有大的改動，但卻避免了一般人的誤解，能夠教導“匹夫”不要輕易“稱怒”，如果發怒，只會導致“亡其身”的後果。在君主專制體制下，匹夫哪里可以輕易動怒？這樣的改動，又符合了漢朝保持君主絕對權威，符合了下層百姓應當自覺服從君主統治的時代特徵。

例3、《弟子行》：眾人聞之，以為成也。

《衛將軍文子》：主人聞之以成。

《孔子家語》的“眾人聞之，以為成也”，王肅注：“眾人聞公西赤能行三千之威儀，故以為成也。”這裏是說眾人聽孔子這麼說，認為公西赤已經有所成就了。本來，這與“聽於眾”的民本思想關涉不大，但《大戴禮記》仍然沒有忘記將“眾人”改變成為“主人”。

例4、《弟子行》：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己，其事上也以佑其下。

《衛將軍文子》：苟於民利矣，廉於其事上也，以佐其下。

《孔子家語》的“其事上也以佑其下”，王肅注曰：“言所以事上，乃欲佑助其下也。”這裏是說只求對百姓有益處，注重自身行為廉潔，侍奉上司，以此來保佑部下。對於在民之上的人，一般會理解為君主，既然這裏談論的是對君主的要求，那麼在所謂“行己”方面，也就不必有什麼具體的約束了。《大戴禮記》的這樣改動，其實已經損害了意義的表述。汪照《大戴禮記注補》說：“案《家語》作‘廉於行己’，若作‘廉於事上’，文意不可通。”有學者將二者比較後認為《大戴禮記》脫“行己”二字，恐未必然。

關於這一點，有許多的例證可以說明問題，將《孔子家語》與《大戴禮記》比較，很容易發現類似的情形。在《孔子家語·王言解》中，孔子談論“上下相親”曰：“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于慈母也。”而《大戴禮記·主言》卻變成“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家語》兩個分句本為並列的關係，改編後成了因果關係。在這裏，《大戴禮記》的“保子”就是《家語》的“幼子”，這裏的“保”與“葆”、“褓”通，“保子”的意思為“繈褓之子”。有意思的是，在《大戴禮記解詁》中，王聘珍排斥《家語》，解“保”曰“養也”，失離了本義。這裏的改動，雖然也能夠講通，但與孔子本意已經有了明顯距離。更為重要的是，在“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中，上與下的關係，是手足之於腹心的關係，二者之間是並列、平等的，沒有將上、下的關係看成一方統屬于另一方、一方從屬於另一方的意思。改動之後則不然，兩個並列的分句合併後，上、下關係僅僅強調了慈母與幼子的關係，在“上之親下也如腹心”中，上下的關係也是整體與部分的關係。所以，《大戴禮記》對原文的改編，強調的往往是君上的權威。

《大戴禮記》對原材料的改編有不確甚至錯誤之處。如《家語·王言解》開頭記有孔子的話：“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可聞也，至於君子之言者希也。” 而《大戴禮記·主言》則作：“參！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之間也，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 所謂“君子”，按照王聘珍的解釋，應當是“在位者之通稱”，《家語》此處的“君子”應該指君主。这是孔子閒居時對曾參所說的感慨話語，意思是現在的國君只可以聽到士與大夫的言論，至於治國安天下的道理，聽到的就很少了。但《大戴禮記》將“可聞”改為“之間”，按照字面的意思，應該是君子之言處在“士與大夫之言”的中間。

《家語》的話意義明確，但《大戴禮記》卻頗令人費解。所以，王聘珍只能曲為解釋，他說：“‘間’猶‘中’也。君子者，君上位，子下民。希，罕也。言今之在位者所言，不出於任事奉法之中，罕言君國子民之大道也。”這樣的解說雖然可通，但與孔子本意已經大相徑庭。在兩篇中，孔子的心境並不相同，意義差別較大。依照《家語》，孔子是感歎君主屬下缺乏人才，聽不到“君子之言”，而《大戴禮記》則成了孔子認為君主謀慮不遠，罕言“君子之言”。[15]為了迎合君主專制思想的需要，《大戴禮記》的改編甚至不惜危害原文意義。

例5、《弟子行》：其言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臣不可以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

《衛將軍文子》：其言曰：“君雖不量於臣，臣不可以不量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衡命。”

《孔子家語》的“不量於其身”，王肅注曰：“謂不量度其臣之德器也。”這裏的意思是：君主雖然不考慮臣下的才能，但臣下卻不可以不效忠君主。所以君主要選擇臣下而加以任用，臣子也要選擇君主而加以侍奉。君主聖明就順從他的命令，君主昏庸就不受其命。《大戴禮記》的改動雖然只有幾個字，但這幾個字都十分關鍵：一是直接強調君對臣的關係是“使”。“使”與“任”在語感上有明顯不同，《大戴禮記》與《孔子家語》相比，給人的強烈感覺是君主具有絕對權威；二是臣下要“順”，要自覺“順君”，臣下服從於君主的意義更為明確。

第二，避漢代皇帝名諱

漢代編撰《禮記》和《大戴禮記》等書，在利用原有的材料時，都不忘避諱，尤其是漢朝皇帝的名諱。我們曾經指出，在今本《中庸》中的“哀公問政”一節與《家語》卷四中的《哀公問政》篇基本相同，我們認為是戴聖編輯《禮記》時，將《哀公問政》的內容納入了《中庸》。

在《孔子家語》的《哀公問政》篇中，有“舉廢邦”一語，在見於《禮記》的《中庸》篇中，則被改變成“舉廢國”，這自然是為了避高祖劉邦的名諱。古人早就指出：“班（頒）諱之典爰自漢世”[16]，“漢法，天子登位，布名于天下，四海之內，無不鹹避”[17]。漢代的頒諱布名之制，由今存文獻來看，最常用的手法是以同訓字相替換。漢高祖劉邦，諱邦曰國，如定州漢墓竹簡《論語》之中，所有的“邦”字都用“國”代替。戴聖編訂《禮記》，哪里能夠允許“廢邦”二字赫然存於禮書之中。[18]

將《孔子家語·弟子行》與《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對比，也發現避漢朝皇帝名諱的情況，如：

例6、《弟子行》：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

在《衛將軍文子》中，這句話被改成了“滿而不滿，實而如虛，通之如不及”。“滿”與“盈”同義，“實”與“虛”相對。至於“過”與“不及”，正如孔子所言“過猶不及”。兩相比較，顯然《弟子行》應當更符合本來面貌。《弟子行》中的“盈”被改成“滿”，自是為避諱漢惠帝劉盈的大名。

例7、《弟子行》：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啟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

在《衛將軍文子》中，這句話中的兩個“啟”被改成了“開”，當然是因為漢景帝的名字喚作“劉啟”。

第三，文本內容的調整

在對《孔子家語·弟子行》進行改編時，《大戴禮記》對文本中的內容進行了一些調整，僅僅從文句的連貫和條理上，就不難看出《孔子家語》應當更接近文本的本來面貌。最為明顯的是在《弟子行》中後面的一大段被前置：

例8、《弟子行》：子貢曰：“敢問夫子之所知者，蓋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亦略舉耳目之所及而矣。昔晉平公問祁奚曰：‘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辭以不知。公曰：‘吾聞子少長乎其所，今子掩之，何也？’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恥而不使其過宿；其為大夫，悉善而謙其端；其為輿尉也，信而好直其功；至於其為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公曰：‘曩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

這一段內容是子貢見到孔子時的答語，孔子分別評說伯夷、叔齊、趙文子、隨武子、銅鍉伯華、蘧伯玉、柳下惠、晏平仲、老子、介子山等人的品行之後，子貢繼續詢問，孔子才有後面的回答。《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將這些內容前移後，在文本的形式上也顯得不諧：

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

晉平公問於祁徯曰：“羊舌大夫，晉國之良大夫也。其行何如？祁徯對，辭曰：‘不知也。’公曰：‘吾聞女少長乎其所，女其閹知之。’祁徯對曰：‘其幼也恭而遜，恥而不使其過宿也。其為侯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也。其為公車尉也信，而好直其功也。至於其為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也。’公曰：‘向者問女，女何曰弗知也？’祁徯對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知。’蓋羊舌大夫之行也。

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乎父而恭于兄，好從善而斆往，蓋趙文子之行也。

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

其為人之淵泉也，多聞而難誕也，不內辭，足以沒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黙足以容，蓋桐提伯華之行也。

……

可以看出，孔子對其他人的評論都是用幾句話進行簡要概括，有的更短，如 ：“孝老慈幼，允德稟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也”，而對於羊舌大夫的這些議論與這些有明顯不同。

第四，文本文字的改寫

與《弟子行》相比，《衛將軍文子》在文本改寫中出現的問題也有不少：

例9、《衛將軍文子》：外寛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以善存亡汲汲，蓋蘧伯玉之行也。

文中“以善存亡汲汲”何意？頗令人費解，《孔子家語·弟子行》作“汲汲於仁，以善自終”，則意思十分清楚合理。

例10、《弟子行》：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不援其上，其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則學，不為己終身之憂，蓋介子山之行也。”

《衛將軍文子》：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位不援其上，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為己終身之憂，蓋介子山之行也。

這裏孔子的評論之語，與《弟子行》相比，《衛將軍文子》雖然只是小的不同，但意思已經有了區別。《弟子行》中的“以不能則學，不為己終身之憂”，在《衛將軍文子》中作“以不能學為己終身之憂”，前者重點強調“能”，其所“憂”為“不能”；而後者則重點強調“學”，其所“憂”為“不能學”。《弟子行》中的“其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不盡其樂”，《衛將軍文子》為“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其實，《弟子行》的表述是簡潔準確的，游觀四方時，不忘雙親，因而也就不會盡情享樂。既然“不忘其親”，就無須再有“苟思其親”，是則《弟子行》更為合理。

例11、《弟子行》：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

《衛將軍文子》：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悌，說之以義而觀諸體，成之以文德。

在《弟子行》中，這一段話所敍述的是孔子設教的方式，是說孔子先教給人們有關《詩》、《書》的知識，然後用孝悌思想進行教導，用仁義進行說服，用禮樂進行啟示，然後使他們成為具有道義和高尚德行的人。

本來，《弟子行》中的“詩書”、“孝悌”、“仁義”、“禮樂”、“文德”並列，句子整齊，意義清晰。但《大戴禮記》改寫之後，由於意思的變化，頗使後人費盡猜測。如“先以《詩》世道者孝悌”中，“世”為何意，王聘珍在《大戴禮記解詁》中根據《呂氏春秋·誣徒》高誘注所說，認為“世，時也”，《大戴禮記》的本意或即如此。但這樣的更動畢竟引發了不少的爭議，有的認為句子中有舛誤；有的認為“世”應上屬，作“先以《詩》、《世》”。“世”即《國語·魯語》所說的“工史書《世》”，《楚語》所說的“教之《世》，教之《詩》，教之《禮》”；有的因為《家語》上句作“先之以《詩》、《書》”，認為“世”為“書”字之訛；有的則因為《家語》後句作“而道之以孝悌”，認為“世”為“而”之訛。[19]

孔子施教，《詩》、《書》並重，種種材料都可說明這一點。在周代，《詩》、《書》、《禮》、《樂》是教化的重要內容，《禮記·王制》說：“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孔子崇尚周代傳統，這裏《詩》、《書》與禮樂並舉，作為“造士”的手段，與《孔子家語·弟子行》正相符合。孔子感慨“天下無道”，致力於整理古代典籍，他首先整理的也是《詩》、《書》、《禮》、《樂》，《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又說：“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太史公自序》說：“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又說：“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儒林列傳》說：“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 又如，《伯夷列傳》說：“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蓺。《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可見，在孔子及其後學那裏，都往往是《詩》、《書》並舉的。《史記·孔子世家》明確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印證了《孔子家語·弟子行》應當更符合真實，而《大戴禮記》的改寫違背了孔子教學的歷史實際。

例12、《弟子行》：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

《衛將軍文子》：蓋受教者，七十有餘人。

據黃懷信先生《大戴禮記匯校集注》，“受教者”，有的版本作“入室升堂者”，有學者認為“受教者”是“因注而誤”。王樹楠則認為是從《孔子家語》誤引，不應據而改變，其本來就應該作“受教者”，“注謂言能受教者，正釋‘受教者’三字”。黃懷信先生認為：“王說是，此當不誤。”[20]

不難看出，《大戴禮記》作“受教者”，應當是對“入室升堂者”的改動，也就是說，這裏應以《弟子行》的表述為原本。最為直接的證明我們可以找到《論語》，《子路》篇記載說：“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在這裏，“升堂”、“入室”孔子評論弟子求學長進的兩種境界，後人用“入室升堂”來比喻人在學識技藝等方面所具有的高深造詣。在《論語》中，“升堂”、“入室”出於孔子之口，表明《孔子家語》的表述應該更加符合實際。

例13、《弟子行》：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就焉。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遍知以告也。

《衛將軍文子》：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就焉。賜有逮及焉，有未及焉，不得辯知也。

孔子弟子三千之說，首見於《呂氏春秋·遇合篇》，其曰：“委質為弟子者三千人”，後來，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後人懷疑孔子弟子三千之說，遂遍尋材料，曲解“三就”為三批就孔子而學者，如清人於鬯《香草校書》說：“三就者，謂前後來就業孔子者有三起焉，故下文云賜有逮及焉，有未及焉，不得辯知也。……今以‘三就’作來就業者三起解，則以《世家》征之，其云‘孔子年十七，孟厘子病，誡其嗣懿子曰：今孔丘年少好禮，吾即沒，若必師之。及厘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是當為第一起初就者也。又云：‘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孔子蓋年三十矣’，是當為第二起中就者也。又云：‘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是當為第三起末就者也。”於鬯以《孔子家語》襲自《大戴禮記》，遂以“千”字為“偽造”《孔子家語》的王肅所加。他又說：“所謂‘三就’也，補‘千’字何為哉？三就弟子若以年少長分之，其最長者莫如顏路，少孔子六歲，當與懿子、敬叔等在初就弟子中。最少者莫如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當在孔子末就弟子中。然而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必為中就弟子也。其言‘逮及’，即中就弟子。其言‘未及’，必是初就、末就中弟子。”

這樣的解說雖然似乎很有道理，但他以現有材料，將孔子收授弟子區分為三批實在牽強難通。孔子年少好學，成名很早，按照於鬯的說法，孔子的“初就”弟子就有懿子、敬叔等貴族出身的人，其所收弟子眾多，影響之大可見一斑；其所謂孔子的“中就”弟子來學時孔子不過三十，以後孔子學術巔峰的四十多年被列為“末就”的第三批，並且言子貢“未逮”。其實，子貢常常與孔子相伴，直到孔子臨終，子貢都與孔子在一起。以時間先後將來就業孔子者分為三起於事實不符。孔子長期從事教學，收授弟子眾多，“三千”之數取其整數而已，未必實指。但是，孔子弟子決不會少，《孔子家語·弟子行》不僅言明“三千”，而且表明一個“就”字，目的也是特意表明及於孔子之門者有三千之多，司馬遷說“弟子蓋三千焉”，此處的“蓋”是大約的意思，並非如於鬯所言是懷疑之辭。

關於“三就”，舊注有所謂“大成、次成、小成”之說，對此，清人俞樾《大戴禮記平議》批評說：“《禮記·學記篇》但有大成、小成而無次成之說，……此注殊為無稽。”但他又據《周官·典瑞職》“繅借五采五就”等解釋“三就”，亦與以“三成”作解相近，同樣屬於牽強附會之類。王念孫看出這裏問題的癥結，他雖然沒有細緻研究《孔子家語》的材料真正來源，但他看出《家語》“蓋有三千就焉”的說法是正確的。他認為《大戴禮記》的“蓋三就焉”當作“蓋三千就焉”。他說：“三千，言其多也，故下文云‘不得辯知’。……今脫‘千’字，則義不可通，且與下文不相應矣。又按就者，來就夫子也，而注釋三就云大成、次成、小成也，則是以就為成就，而曲為之說。”[21]王念孫的看法應當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