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刘玉明兄结识十几年了，当我最初看到他出版的《伟人名人与曲阜》时，就非常赞佩他的用心与勤奋。也许是学习和研究孔子儒学与鲁国历史文化的缘故，自己常常思考曲阜这块“圣土”的意义。很显然，如果找一个地方最能代表中国，这个地方一定是曲阜；如果找一个县城留下过“伟人名人”的足迹最多，这个县城也肯定是曲阜！

曲阜的意义也许在中国上古文明时期已经奠定了。你如果读《诗经》“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读《左传》少昊氏“为鸟师而鸟名”，再看看山东的许多博物馆中上古遗物中的那些鸟形器，也许你就能初步感知到泰山周围上古文化的非同寻常，也许就能想到曲阜寿丘与少昊陵的文化标识性意义。要知道，西周初年实行分封，他们是把最亲信的力量置于今曲阜，建立鲁国乃是基于政治文化的综合考虑。

从中国民族文化的角度，第一等的“伟人名人”莫过于黄帝、周公、孔子。有一位历史学家谈到周公时说：“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他生于曲阜；孔子是东方圣哲，曲阜是孔子故里；周公则是中华礼乐文明的奠基人，鲁国便是他的封国。试问还有谁比他们更有名？因为有了他们，“伟人名人与曲阜”的选题更具有文化意义和深刻内涵。

在探讨鲁国历史、研究鲁国故城的时候，人们发现西周时期的鲁国城墙是周代筑成的，考古工作者没有发现更早的遗存。史料记载，西周初年周人灭奄，乃是“潴其宫”，彻底毁灭了他们的宫室。成王时期，从克殷之后开始伐奄至成王四年“王师伐淮夷，遂入奄”，战斗可谓艰苦卓绝，东征的重心正在这里。周公、成王都曾踏上这片土地。

周公平定叛乱后，稳定了周初的政局。他们重新实行分封，鲁国于是建立。据记载，曲阜城址的选择还是周公亲自卜定的。《说苑》卷十四记载，周公用命龟占卜得出结论：“作邑乎山之阳。贤者茂昌，不贤则速亡。”这里的“山”指的是泰山，“山之阳”即泰山之南，也就是现在的曲阜。

曲阜作为黄帝生地，周公封国，地位特殊。尤其由于周公在西周初年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鲁国也就成为诸侯“望国”，姬姓“宗邦”。鲁国文化积淀丰厚，即使在春秋末年礼坏乐崩的情况下，这里依然“周礼尽在”。由此，鲁国产生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后来，儒家之学慢慢由鲁国走出来，成为影响至今的中华文化圣地。

曲阜城面积不大，但由其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巨大影响，历史上曾有无数的帝王将相、文化名人来到这里。曲阜古迹中鳞次栉比的碑碣，阙里文献中琳琅满目的记录，仿佛可以从中看到两千多年里接踵而至的人们。我曾估计，就历史上“伟人名人”来瞻仰、拜祭、观览的密度而言，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县城能与曲阜相比。

自然，玉明兄的眼光并不局限于古代，他的视野是贯通古今的。大要说来，该书包含了三皇五帝、古圣先贤、古代帝王、古今名人、伟人领袖、外国政要等六个方面。本书择要选取，整理历代名人与曲阜的关系，为读者展示了曲阜历史发展的脉络。尤为可贵的是，不少篇章尤其是一些当代人物篇章，许多都是作者亲自调查搜集的第一手材料，具有“补史阙”的意义，价值很高。将这些人物按照年代排下来，就是一部曲阜的纪传体编年史。

玉明兄的著作积二十年之力，用力搜求，共展示古今中外伟人名人与曲阜的密切联系文稿110多篇。当然，该书的意义还在于引发读者深思，因为如果放开视野，中华历代名人与曲阜有重要关系的还有很多很多，仅仅孔庙大成殿两庑从祀的先贤先儒便有156人，限于本书规模与体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能收入书中，他们有的可能生前没有来过曲阜，但却因为阐扬圣道而身后可以驻留曲阜，进入天下文庙，从而同天并老，流芳百世。

从1981年上大学来曲阜，我在圣城学习、工作、生活了三十几年，因为从事孔子儒学与传统文化学习与研究，还参加了曲阜市政协、鲁班文化促进会等的工作，有幸结识了曲阜像玉明兄等一批有文化情怀的朋友，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也许是圣城知识群体特有的品质。玉明兄的大著增订完成时嘱我作序，我恰可借以表达我心中的钦敬！

 

                                                                                          2014年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