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京台高速公路到曲阜，首先看到的是名曰“孔子列国行”的大型雕塑；走104国道从北部来曲阜，进入城区首先看到的是“孔子列国行”曲阜城市标志。在世人心目中，孔子就是一个栖栖遑遑、四处奔波的人。事实上，孔子一生奔波，仅仅他“周游列国”的十几年，人们给孔子这样的印象也足够正常了。

春秋战国时期的很多士人都是经常在列国之间游走的。孔子本人就说过：“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像孔子这样游学讲学，漂泊不定，可能是那时许多士人的常态。尤其在官学式微之后，人们礼乐知识的提高，为政经验的学习，恐怕都需要“走出去”才能做到。孔子不仅“入太庙，每事问”，还向老子问礼，向师襄学琴，听说郯国国君到来便连忙跑去请教。他说自己“欲观夏道，是故之杞”；“欲观殷道，是故之宋”。因为他“学无常师”，才最终“博学不穷”。孔子求学东奔西走，推行主张也四处游历。

孔子以后，不仅他的弟子“散游诸侯”，先秦时期的几位儒学大师也都如此，子思、孟子都游历各国，孟子甚至“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浩浩荡荡，可谓场面宏大。荀子甚至十五岁就离开家乡到了齐都。那个周天子威权衰落、诸侯纷争的年代，人们的生活不再平静、安逸，各种文化因素不断强烈碰撞，为思想发展提供了契机。下层的士人得到了解放，他们关注民事，关怀社会，逐步取得了独立的社会身份。而那些汲汲以求霸业的诸侯也渴求人才的帮助，他们“厚招游学”，推动了士阶层的兴盛，产生了以“劳心”为特征的知识分子。

政治的多元为思想文化的多元提供了前提，诸侯列国彼此不相统属，学术环境相对宽松得多。在这样的社会生活中，士人可以充分展开自己的想象，发挥自己的才干，独立进行创造性精神劳动，“游学”之士可以集中精力从事精神性创造事业。因此，作为社会的特殊阶层成员，士人们走公室，跑私门，希望得到任用，推行政治主张，同时又可以“合则留，不合则去”。孔子就曾以自由的鸟儿自比，认为自己可以在政权林立的众树之间选择栖身之所。

那么，孔子都去过哪里？孔子去过多少地方？可以肯定地说，除了周游列国的十四年间，孔子还到过很多地方，至少他去过齐国，到过杞国，到过宋国，还到了东周洛邑。孔子行迹遍布各地，他不仅是因为“好学”而“求知”，更为实现理想而奔波。梁启超认为，包括孔子思想在内，诸子学说“皆起于时势之需求而救其偏弊”；胡适则认为, 儒、墨、道、法等家“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都是正确的说法。在那个“天下无道”、“礼坏乐崩”的乱世，孔子“志于道”，希望以周代礼乐重整社会。孔子以维护天下一统和重建王道之业为己任，到处奔走，希望实现社会理想。他以“爱人”解释仁，作为仁德的标志，不仅希望以“仁爱”精神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以“仁爱”原则治国安邦。在他看来，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做到“仁”，具有仁爱之心，上下、长幼、和谐有序的礼治社会便不难实现了。

当年，西汉太史公司马迁曾到鲁地，专门感受孔子。《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他的话：“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適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他在深深思考：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何以能够传十馀世，学者宗之。孔子“至圣”，所以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我们今天纪念孔子，学习和弘扬他的思想学说，那么，也可以向司马迁那样读孔子书，观孔子行迹。

由于地处孔子故里，我有幸得以见到更多倾心向慕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的人士。二十多年前就有香港友人“重走孔子周游列国路”，后来又有媒体采风团驾车感悟孔子“列国游”，近些年来，组织类似活动的人更多。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人们这样做，都有大致相近的目的，就是通过这样的活动，回想孔子的时代，理解他的艰辛，感受他的指向，走近他那颗平凡而伟大的心灵。

梅庆吉先生是又一位追随孔子的人。所不同的是，他没有浩浩荡荡的队伍，只有一位友人同行。用他的话说，他不仅瞻拜孔子，也“追随”孔子弟子。他边走边看，四处访问，查阅资料，认真研究。他在遥远的北国，从哈尔滨出发前，有关单位为他举行了启程仪式，然后，他两个多月的“尊孔之旅”便开始了。尤其可贵与令人称道者，他详细记下了自己的见闻与心得，写下了许多感受，他将自己的“心灵之旅”完整展现出来与人们分享！

蒙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副馆长黄学民先生介绍，我得以与梅先生相识。梅先生来曲阜时，我们一起开心聊天，后来又多次联络，交流心得。梅先生还将考察的图片在许多地方展出，介绍孔子及其弟子行迹，介绍自己的认识与理解。梅先生的倾情投入与执着令人感佩，承蒙不弃，遵嘱附赘数言，以表达对梅先生的敬意！

                                                                                     2014年7月15日于孔子研究院